从家乡到美国(37)_赵元任

三七

　　§四、风城芝加哥

　　1918—1919这个学年是我记忆中最不安定也最动摇的年份之一。我不晓得做什么、到哪里去，不论是就地理、国别而言，抑或就学术及感情而言，不错，我获得哈佛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就该从事研究哲学，可是我却浪迹天涯而不作有计划的旅行。过去的一二年，我一直在作我所谓的“沉思小游”。不是盘腿打坐如僧人状，而是在街道上、沿着河边等处行走，让我的思想漫游，很少停下来记录。这样做颇能使身心松弛，有时甚至产生好的效果。这次，我开始长途漫游。我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从剑桥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极便宜的房间。有时，我搭乘城市与城市间的电车，如到不劳克登（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洛维腾（Providence）。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盖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门口按铃，问应门的女主人：“你有面包和牛奶‘胡佛化’一个徒步旅行的人吗？”

　　她上下打量我一番，走进去给我一个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还有一个苹果，让我大嚼一顿。在那些因作战而物资贫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 Hoover后任美国总统）的劝告，节约消费。我吃完之后，要付她钱。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后接受一枚两角五分辅币，让我“觉得好过一点”，她说：“这里没有流浪汉，你也不像是。”（译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汉之英文均为tramp。）这次漫游最吃力也最冒险的一件事，是爬上葛雷劳克山（Mount Greylock），爬得我极为疲倦，因而我决定最好乘火车返回剑桥。在旅途中我发现人们告诉你什么事，大多信口而出，并非十分正确的。他们说：“你不会找不到的，”其实，意为极容易找不到；他们告诉你还有一英里，其实，意为约二英里。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们并未注意到我是外国人，也不管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那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距离珍珠港事变还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课外活动之前，我没有离开剑桥。杨铨返回中国出任上海《科学》月刊总编辑，交给我任下年在美编辑事务。8月21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后，“终于”离开剑桥，于9月20日到达芝加哥，沿途在几处短时停留。我乘船经过科德角，到西方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拜访Robert W．King。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顿的“十七”（Booth Tarkington's Seventeen）演出。然后我搭哈德逊海湾轮船（Hudson Bay 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异公司看达维。我回到绮色佳参加“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学社”的联合会议，在会上，中国教育部长范源廉和我的老师齐莱教授都讲了话。其后到赛拉库斯（Syracuse）参加中国学生会议，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会上发表讲演，会后返回绮色佳，我甚至还有时间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学跳华尔兹舞。这一切都发生在9月19日我真的“终于”坐火车去芝加哥之前的四个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经觉到芝加哥诚如其声名，是个风城。我在“中途”（Midway译者按：在芝加哥郊区，飞机场附近）走了好久，终于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赛道（Drexel Ave．）五七三六号，每月租金十二元。我从剑桥运来行李太多，难于找到地方存放。9月28日，四个大箱子运到，计一架钢琴、一个大旅行箱、一个大箱子内装钢琴坐凳、大英百科全书一套、一个文件橱、一个文件复印箱以及脚踏车零件——东西太多，以至女房东纪图太太（Mrs．Kittle）要求增加租金。我将脚踏车零件集合起来，还没有怎么骑，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对个人关系却颇为满意。我到达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两江学堂的同学丁（Ting Supao）。我也晤见孙国封和叶企孙。（丁、叶两人1973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大学当局待我如“大学的客人”，热忱为我安排研究处所，给我图书馆及需要时试验室设备。我在9月29日的日记上这样写穆尔（E．H．Moore）教授：“在我记忆中，还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关于安格尔（James R．Angell）教授，我是这样写的：“他极为忙碌，但却极易接近。”

　　我以谢尔登旅行研究员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来应该研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可是我举棋不定，不知道着重于哲学呢还是着重于科学，我今天依然如此。1918年11月初，我的科学史教师沙顿博士给我一封信说：“你不该对开始工作太过胆怯。”但我除为中文科学月刊撰写文章外，又写了若干学期报告，题目如《颜色与声音的逻辑》，写这些报告我常请教赖尔逊试验室（Ryerson Laboratory）的龙恩（Arthur C．Lunn）教授。除了我的教师之外，我还常见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的劳佛（Berthold Laufer），以前我想在《科学》上刊载他写的《卡尔丹悬吊》（CardanSuspension，译者按：Cardano为十六世纪意大利数学家）时，曾写信给他。他指给我看博物馆内的许多无价中国古物，还介绍我到纽伯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他正在那里为许多中国古书如第一版《康熙字典》编目。我继续对天文学发生兴趣，经常使用我的两英寸望远镜。一项极令我失望的现象是1918年8月18日夜晚射手星座掩入月阴，我张大眼睛等待又等待，最后看到它像一个——咳，它毫无仪式的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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