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36)_赵元任

三六

　　截到现在，我对世界的大事所述无多，那是因为我对这些事极少注意，惟我在1914年世界大战开始时确曾记“何等荒谬！”在美国于1917年4月17日对德宣战时，我不得不于1917年6月15日向征兵局登记为外国人，以免服役，直到50年代我才归化为美国人。以后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庆祝1918年11月11日停战。

　　在这三年之间，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数时间一定颇为良好，我参加了那么多活动，可是我也有过颇为严重的病痛，每年至少进一次医院。1916年我在波士顿高卜医院（Copp Hospital）由杜德莱（Dudley）医生操刀割除盲肠，我于7月21日手术后一星期，费了两小时在日记上写了十三页，描述那次的经历。我数我的呼吸，数到七十三便麻醉过去。由于我住院开刀，得识看顾我的护士菲珀黛（M．E．Philpott）小姐，友谊保持多年。开刀结果，那年夏季中国学生会议，我便未得一英里竞走冠军，以后再未获胜。

　　1917年2月，我在床上呕吐不止，有一段短时期几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学校医疗院住几天。那年稍后，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贝莱（Bailey）医生说没有关系。到了12月，我因“鼻梁歪斜”又在医疗院开刀。这次他们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剂、我只数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觉（1917年12月2日日记）。可是我出院之后只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医疗院再开一次刀。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一切才恢复正常。尽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坏不一，我总是颇为活跃，这一定对我有好处。我继续长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绮色佳散步那样陡峭。有一次我走过剑桥桥（盐震桥）（Salt－Shakers Bridge）到东波士顿，回头经哈佛桥到哈佛广场，共费四小时。那些年我也骑脚踏车，不过我仍觉得走路是更好的运动。

　　我提到过许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学社”同事外，还未谈及别的朋友，“科学社”同事多数来自康奈尔。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尔交了更多的美国朋友。有一位狄谋思（Raphael 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学者冷缯（Victor Lenzen），有几门课和我同班，现在我在柏克莱仍然时常见到他。我们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厅一同搭伙，常开卫挺生的玩笑，称他为“顶卫生”，因为他极讲究食品卫生。青年才俊魏纳（Norbert Wiener）当时也在哈佛，可是我对其父寮·魏纳（Leo Wiener）所知较多，因为他对语言学颇为关切。后来由于小魏纳访问中国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对他所知增多。我也扩展所学，多次会晤卫斯理大学的谢费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国和他谈论很多语言问题。

　　除了贝夫一家女孩外，我还没有提到其他女朋友。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卫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尔时更多的女朋友。其他我约会的女孩有韩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王瑞娴是我的音乐朋友，她在波士顿音乐院主修钢琴，那时我当然不晓得她是我未来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 Tyeire's）的同学。她嫁给康奈尔我的同学董（J．C．S．Tung），生了四个孩子，都成为有成就的音乐家，两个女儿在音乐会上任钢琴手，两个儿子在宾州交响乐团任指挥。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 Lee），以她的年龄来说，具有极成熟的性格。

　　有一次，我演说比赛榜上无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讲词，使我心里好过而不觉难受。我常见到一个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医学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有一次，邓赖卜（Dunlap）博士请我们两个吃晚饭，她带了一件半织好的毛衣，没注意到我丢掉毛线球，因而拉着毛线走过芮德克理夫校园，约走了三十码，才发觉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哈佛的后期，最常见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见，因为我们两个人对语言颇有同好。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弹钢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从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Dvorak's New World Symphony〕改作之曲），离开她的时候，给她写长信。

　　我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1910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并非在感情上我并无准备，我早年已对侬姑发生爱慕之情，甚至对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棠（译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颇为亲近。某次，正修发觉我对他太好，而要了结这种无聊举动。整个说来，我对感情之事颇不愿牵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为我正式订亲，我还未能解除婚约。早先在常州的时候，我的家人为我和远亲陈仪庄（译音）订婚，当然未经我同意。

　　这一定是1904年以后的事，因为我的父母并未谈及此事（译者按：著者父母于1904年逝世）。我心向革命，去美后并不太在乎此事，惟总觉得是一种精神负担。1916年1月10日左右，我决定采取行动退婚。几年（译者按：原文如此，似应为“几天”）之后，我费时两个多小时写信给我的舅舅冯聃生，想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从伦理观点衡量此问题，此问题亦在伦理上衡量我。到了5月10日他才复我信，用语含糊不定。以后在1917年5月14日，我写信给在上海的远房叔祖赵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对我颇为同情，且亦公正。惟在三年之后方始解约，因而我可以结婚。

　　在获得乔治与马莎·德贝奖学金、席尔斯奖学金（Sears Scholarship）、华克研究奖学金（James Walker Fellowship）和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Sheldon TravelingFellowship）之后，我又获得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人们旅行国外，通常靠这种奖学金，惟我深恐战后的欧洲过于混乱，决定在美国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后到加州。动身之前，我着实漫游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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