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26)_赵元任

二六

　　在他返美结婚回到南京后，常请我们两个到他家吃晚饭，有时私下作礼拜，由嘉太太奏风琴，以后弹钢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钢琴。在平日，他介绍我们唱《甜美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别离歌》（Auld Lang Syne）。在嘉化家，我遇到裴达斯（W．B．Pettus）太太，几年后，我才第一次晤见裴先生，当时他是“华北语文学校”（North China Language School）校长。天津青年会的罗勃生（C．H．Robertson）先生两次来江南高等学堂演讲，一次是在1909年3月，一次是在10月，他说的一口纯粹北方话，略带天津口音，但毫无美国口音，使我印象颇深。

　　我们这群高等学堂学生比溪山学校学生要顽皮得多，我们常在餐厅起哄，菜肴要是不好，我们便用筷子敲碗，叫侍役调换。有时厨房不换，全体学生当即站起来散开，直到新菜摆好为止。我在那里读书三年之间，这种事发生过三次。

　　和以前在溪山一样，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大多数向往革命，认为满清政府为日无多。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我们得俯伏在灵堂前叩头，赞礼人高呼“举哀！”时，我们全都低着头，齐声大笑，没有人能分辨出我们是在笑还是在哭。

　　在南京，我们当然不完全生活在校内。在初到南京的某一天，我和大哥及堂兄K'o－An走上北极阁去看四周美丽的风景，二十七年后，我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语音实验室就建在那里，每天我都观赏那儿的景致。我们常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南门外的雨花台。每逢雨后，我们可以在那座小山上捡到半透明的美丽有色卵石，这是南京著名的事物之一。市内火车由城中心通到江边下关，往返家乡更为便捷。那条支线通车时，我去到车站附近，将一枚铜板放在轨道上，让火车轧过，车轮把铜板一面花纹轧平，我将它翻转来再让另一列火车轧过，另一面也便平滑，我就说我找到一枚古钱。

　　校园面积很大，无须走出校外便足够玩耍。在操场一边水池旁，我常和同学比赛在水面上漂掷石子或瓦片玩，看谁掷的石子碰到水面的次数多。我常在宽阔的庭院散步，有一晚，迅雷震耳欲聋，幸而我未在雷击到的地点。雷电击毁了秋千架（我们刚刚玩过荡秋千），我拾了几块碎片，作为纪念品。我也常玩单杠，由此谈到我那几年的健康情形。

　　那时我仍然时常心跳，一发病便万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侬姑。有一天，如我前面所说，我决心做一个完人，戒除一切恶习，如吸烟、喝酒、手淫，并开始按时锻炼身体。我买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养法》（Eugene Sandow's Strength and How to Obtain It）。在日记中我常记载作深呼吸、长距离散步、跳高、练哑铃、荡秋千、在单杠上引体上升和翻筋斗，有时这些动作在一天之内都作。我也和同学比赛吃饭，有一次午餐我吃了四碗，另一次我吃了两碗，第一个吃完，当时在餐厅用餐的同学共为二百七十三人，惟多数不晓得我在比赛快吃。直到今天，我虽然吃的不多，通常我第一个吃完。我的体育活动有一天出了事，我在单杠上作前后摆动动作，不幸松手跌落，胸部着地。幸而地面填有松土，我还能自己站起来，当时无人在场。我似乎并无不良后果，惟以后有一年左右我屡次发生肋膜炎现象。整个说起来，在南京修业三年，我身心发育颇为良好。

　　由于交通改善，自南京旅游的次数增多，不但在假期，且在其他时机。1909年1月，我去苏州为我外婆拜寿，1月18日是她七十寿辰。我还去常熟去看“大寄爹”姑母。是在1908年，我从表哥庞敦敏学会UE－fen即倒转的反切，并非1906年，以前我记错了。假期在家中，我们玩得很愉快。有一次我甚至和堂兄K'o－An到上海在Kelley ＆ Walsh，Ltd．买外国书，并买碘酒，当时碘酒对我们尚颇新鲜。二叔父Li－Ch'ing（正式姓名为赵Hang－Nien）自新加坡返家，带来许多有趣的物品，其中之一是立体透视镜和特制眼镜与幻灯灯。

　　每个人当然争着使用特制眼镜。可是我以前从注视壁纸图案上学过两眼随心所欲自不同角度斜视，不须带上特制眼镜便能看出幻灯片的立体景象。二叔因我说过要去国外留学，还给我一本Rules and Manners of Good Society（《善良社会之规范与礼仪》），艾宓莱·波斯特（Emily Post）的前驱（译者按：波斯特为美国女作家，写过社会礼仪的书籍，逝于1960年）。所以下一节将叙述去美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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