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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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不合作宣言（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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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蔡元培正在为李四光主持婚礼，胡适就接到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电话。这大约是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邵飘萍急切地问：

　　“知道今天下午的新闻吗？”

　　胡适说不知道呀，邵飘萍感叹了一声说：“‘罗案’又掀起轩然大波了。唉！说来话长，还是明天我邀你和蔡先生、梦麟先生吃午饭，当面谈吧！”

　　蔡元培也紧张起来，第二天几个人聚在东华饭店吃饭时，才知道事态已不可收拾了。原来罗文干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地方检察厅认为受贿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决定不予起诉，于1月11日这天宣布无罪释放。但事情并未了结，先是曹锟手下的直系五省督军通电攻击地方检察厅，要求重新处理。而吴景濂和张伯烈更是大为不满，以阁员同意案要挟新任国务总理张绍曾将罗逮捕送交法院。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乏告诉人，实在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根据来，就在这时，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讨好政客们，就献策说可以由国务院代表国家为告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案再行侦查。张绍曾对此大加赞赏，于是，指示代理司法总长程克给地方检察厅下了一道命令，又将刚放回家的罗文干逮捕下狱了。

　　蔡元培听得犹如五雷劈顶，人又气成了斗鸡眼。见他“呼”地一摔酒杯说：

　　“这彭允彝何许人也？为了卖身投靠，竟会不知廉耻到如此地步？”

　　邵飘萍不屑地哼了一声，说：“此公为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曾任众议员。后来在湖南谋官未得，由赵恒惕推荐给黎元洪，希望能在内阁谋得一席。黎为了争取湖南支持，以便拉拢西南加强自己地位，就保举他当了教育总长。”

　　蔡元培又愤愤然说：“罗文干的再次入狱，可见国会、直系和政府三大黑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作恶的大丑态，彻底暴露无遗了。尤其是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作为换取国会同意他个人阁员票的条件，实在令人作呕哟！我蔡元培决不能与这样一个人格卑污的政客为伍。”

　　胡适也气得急火攻心，发出强烈的干咳声。他最近老是咳嗽，医生怀疑他肺里有病，劝他去南方休养一阵子。他想起了几天前的一次宴会，忙提醒蔡元培说：

　　“别忘了曹锟派一位姓王的幕爷请客时说的话。先是又捧又拉，说曹三爷对北京教育界很是敬佩呀，很想结交蔡先生这样的名流呀。还透露了他迟早要当总统的心思呢！”

　　蔡元培无限惆怅地扫视了众人一眼，终于喟叹一声道：“先拉后打，这是政客们一贯的伎俩，看来我只有先离开北京辛亥革命时清室为何倒的这样快？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的就去参加革命，和平一点的也陆续离开北京，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袁项城一进京，清室就摧枯拉朽地倒现在又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我想动员国立八校不愿助纣为虐的校长一起辞退而去。自古有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之说，近年来许多丑闻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不一定全是消极，还包含着积极的抗争意义！”

　　胡适和蒋梦麟也很激动，也表示愿随蔡先生一起离开北大。但为了对两千学生负责，蔡元培还是执意劝他们留下。当即决定由邵飘萍代起草一份辞呈，大家心情沉重，自然也没心思消受酒菜了。邵飘萍很快写完文稿，分手时，蔡元培还是约胡适乘包车再去家中商议。

　　回到蔡府，两人觉得辞呈写得不怎么样，胡适又重写了一份。蔡元培稍作则改，就打电话请汤尔和过来一叙。这位老谋士确实智谋过人，也喜欢帮他拿主意，蔡平时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三人当场议定辞呈改由一人署名，不邀各位校长了。原来胡适还劝蔡先生先留下再看看，但现在汤尔和却煽动他明日就出京，这样政府完全被动了。

　　第二天，蔡元培果真悄然离京前往天津。而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他为了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的辞职声明。一场类似“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学潮，又因新的导火线触发了。北京学界和北大师生很快掀起了“驱彭挽蔡”运动，但军阀政府的态度却明显强硬多了。1月19日下午，为众议员对阁员的投票时间。北京大学等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象坊桥的众议院请愿，他们手执“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队伍前举着一杆大旗，上书“警告国会”四个大字。可是，当队伍游行到众议院门口时，吴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当场受伤者二百余人。当学生队伍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

　　众议院门前的大流血事件，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愤怒。当1月24日参议员投票的这天下午。北大等四十二校学生五千余人，又在天安门前隆重集会，前往参议院请愿。要求该院否决众议院对彭的同意案。没想到参议院不但不予接受，又当场通过了同意案。彭允彝得到国会和军阀的庇护，更加死皮赖脸地不肯下台了，还公开扬言道：“我既然经国会通过，总统任命，安能为一校长反对，就随便离去呢？”他正式出任教育总长后，就签署了一项厉行整顿学风，严禁学生活动的命令。反动势力就这样占了上风，蔡元培愤激不可言状，终于拍案而起，在《晨报》上发表了名震一时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

　　李大钊正陪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双方谈得很融洽，正在起草一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准备发表。那天他和陈独秀在租界的西餐馆吃饭，话题很自然地谈到蔡的辞职和那份不合作宣言。陈独秀刚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回国，他是从北京回上海的，印象中那隆冬季节里灰蒙蒙的天空，与冰天雪地中的西伯利亚并没有两样。而且北京那种于冷的寒气和腐败的政治空气搅在一起，使人更感沉闷和烦躁。

　　陈独秀一讲起蔡元培就直摇头，见他不满地说：“老蔡这种消极的辞职方法，已用过几次了，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那份宣言，老蔡总想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太幼稚，也太空想了。革命事业必须建设在民众运动积极的力量上，而不能像他那样只盯着学者官吏而看不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我准备在《向导》周报发表一篇评论，你可以先看看。”

　　李大钊接过文稿，看着这篇言辞过火的《评蔡校长宣言》，心里实在很矛盾。作为党在北方的领袖，他正秘密地布置张国焘组织京汉铁路大罢工，将反政府的学潮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一场腥风血雨的暴动和搏杀即将拉开帷幕。但身为北大教授和受蔡信赖的挚友，他又比常人更理解和敬仰蔡先生的人格力量。他一见蔡离京出走的声明，就扼腕叹息，急着给胡适打电话问：“这是谁出的馊主意？要知道蔡先生从此将回不来北大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啊！”

　　他自然不同意陈独秀对蔡的过激指责，仲甫总是改不了说过头话的脾气。他在文中攻击蔡元培这样做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还呼吁说我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李大钊沉稳的国字脸终于溢出了不平之气，他目光炯炯地回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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