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76)

七六

　　他痛苦地更衣起床，怕吵醒了黄仲玉，悄悄地步入书房。窗外天色未明，正下着濛濛的细雨。他在叹息中又想起了三月下旬的那个晚上，准确地说，是3月26日的晚上。那是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的客厅里，这是一间西式风格的屋子，墙上悬挂着一张油画。一侧是两张旧式单人沙发，呈八字形分开。蔡元培和汤尔和就坐在沙发上，好像是一对判官。对面是一张雕花圆桌，两把椅子上坐着沈尹默和马叙伦，犹如那带点阴森气的牛头马面。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下，蔡元培看上去非常疲倦，靠不停地喝浓茶强提起精神。

　　北京的空气越来越恶劣了，北洋政府已开始不安，开始对他和北大恫吓和施加压力。前几天，徐世昌亲自召见了他。今天，这位大总统又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要北大停止越轨行为。傅增湘也是翰林出身，只能无奈地写信规劝几句。他自己心情不好，就请傅斯年代为执笔回了封语气委婉的信应付了事。今夜，汤尔和出面请他来，就是想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

　　汤尔和知道他不想撤换陈独秀，但仍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

　　“孑民兄，现在陈独秀已成众矢之的，成了关系北大存亡的矛盾焦点。我看还是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他职务算了。此人对北大有过功，但也有过。为人实在太霸道，去年五月，居然连我也敢在《新青年》上随意乱骂。唉！我们也是从大局出发建议呀。总不能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牺牲整个北方读书人赖以生存的机关。孑民兄，我们可为多年老友了，按目前的时局，要想实现你教育救国的宏愿，只有这一步棋了。我们若解聘了陈独秀，对胡适之也是个制约。这两个皖人，一唱一和，北大在社会上的诸多是非，都与他们的闹腾有关哩。”

　　见蔡元培一直板着脸，沈尹默和马叙伦也不敢插话。但是很明显，他俩的态度是和汤尔和一路的。在当时的北大，汤尔和与沈尹默，是被众人公认的谋客。蔡元培平时对他们言听计从，这已不成什么秘密了。

　　可是今天，任凭汤尔和软硬兼施磨了几个钟头，蔡元培仍不表态。最后他绷着脸站了起来，有点意气用事地说：

　　“谢谢诸位的好心，但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负重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二人毫不相干。况且，我年初还和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将我革职。我不能为了迎合外人的心，而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总是在关键时候插话。他举起几份报纸说：

　　“光是凭旧派的谣言，当然不是解聘仲甫的理由。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了把柄。看今天的报纸，又在传他有嫖娼之事。还说他因争风吃醋，抓坏妓女的私处呢。倘若再让他任文科学长，大学不斯文扫地了吗？”

　　蔡元培记得自己冷冷地盯了这位“鬼谷子”一眼，反问道：

　　“你就这么相信报上的谣传？你亲眼见过吗？”

　　马叙伦见沈尹默窘住了，突然站起来证明道：

　　“我们虽然没见过，但一次仲甫酒后私下言谈时曾吹过牛。说他去逛过八大胡同，还说北京的妓女比上海有味多了。”

　　“夷初、尹默说得极是。记得去年此公还参加了进德会，该会不是有‘不嫖之戒’吗？””‘

　　汤尔和得意地眯起眼睛，一会儿瞅瞅沈尹默，一会儿又瞅瞅马叙伦。

　　沈尹默连忙附和道：“有！有！进德会基本三戒是：不嫖、不赌、不娶妻，不嫖首当其冲呢！”

　　见蔡元培沉默不语，汤尔和又紧逼了一句：

　　“‘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孑民兄，这话可是你说的呀！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夷初当初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唉2事到如今，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呢。”

　　汤尔和的话真正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微微蹙紧了眉，脸色已开始发青。好半晌，才说：

　　“现在张厚载正造谣说陈独秀已被辞职，我如果辞掉他，不正证明了张的谣言是原本不错的吗？”

　　沈尹默见他口气有所松动，连忙接住话茬子说：

　　“校长过虑了，张是说他去职后到了天津，实际情况是北大调整制度，不设学长，仲甫他是体面下台，不同于辞职。何况正在出国的理科学长夏元琛和代理学长秦汾也同时免去，更是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再说他不当学长，还可聘为教授，这也不同于张的流言呀！”

　　三个人的轮番进攻将他的心彻底搅乱了，他敦厚朴实的脸上满是凄苦、抑郁的表情。攻击陈独秀私德，确实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林琴南等人的攻击并不可怕，这是学理之争。陈、胡、钱、刘四支大笔足可抵御各方进攻，自己也可披甲上阵，况且还有李大钊、豫才和傅斯年又在一旁助威。可是私德？嗳！讨厌的私德呵！

　　那天三人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了。弯弯的下弦月不时地穿出云层，给静寂无声的北京医专校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凉意。可是就在第二天，校园内外就传开了陈独秀将被解职的话。胡适甚至听说了汤宅密谈之事，跑来为陈独秀大鸣不平。他不好意思将账记在蔡元培身上，只能怨汤尔和听信谣传，怪沈尹默和马叙伦在背后捣鬼。

　　现在想想自己确实有点浑，不！简直浑透了。大约是前天吧，沈尹默听说仲甫快要回京，马上跑来催他快开会造成既成事实。还说全北京都传遍了，长痛不如短痛算了。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将此事提前了，连招呼都忘了跟仲甫打一声。唉！仲甫回校后会怎样伤心啊？

　　他又想起当年三顾小旅社请仲甫出山的情景。想起了仲甫为辅佐自己，为北大的今天付出的心血和遭受的压力。真是肝胆欲碎，愧疚地独自流起泪来。

　　他决定亲自上门去向仲甫解释赂罪，挽留他先接受聘约，给假一年，在下学年开一门宋史新课。只要一有机会，只要对方愿意，他还可以设计一些新的职务，譬如聘请他出任总务长之类的等等。

　　三天以后，南行而归的陈独秀碰巧在回寓所途中遇到了汤尔和与沈尹默。陈独秀怒目而视，脸色极其可怖。两人见不是滋味，只得匆匆低头而过。而胡适反应最为敏感，他不无担扰地对傅斯年说：

　　“仲甫的性格是一受压就要反抗，我担心他从此因怨恨将更加激烈，大谈而特谈政治了。”

　　他匆匆跑去安慰和挽留这位当初请他来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虽然也把账记在汤尔和等人身上，但对蔡元培听信流言也感到窝囊。他面容沮丧地说：

　　“走是迟早的事，当初老蔡请我来，我说过先干三个月试试，想不到这一干就快三年了。只是现在废去职务，让林琴南一班人看了笑话。所以这次不是我丢面子，而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丢尽了面子。”

　　说着说着，这位刚强的汉子心头一酸，委屈地侧过脑袋，落下几滴热泪。

　　果然，没过几天，当胡适翻开《每周评论》第十八号时，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激昂地写道——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胡适记得不久前陈独秀自己就骂过，好像是在第四号的《每周评论》上。好像陈独秀说过“十月革命，是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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