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75)

七五

　　“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为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问题秘密议定了《山东问题换文》，规定了日本享有在山东筑路，在青岛和济南驻军等一系列权利。所以日本以此为依据，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向欧美各国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这就使中国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我们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视，山东问题一直拖到第14次会议才提出来讨论呢。”

　　梁启超终于愤怒了，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并为其忠心服务过的段氏政权，更愤怒于中国政府的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责问道：

　　“你们来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怎会一无所知呢？”

　　顾维钧的眼眶里突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委屈地说：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陆征祥一人外，我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段祺瑞的态度是，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许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刚上台又没参与私订密约，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将损失缩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所以这些天陆征祥整日吃喝玩乐，非常轻松。梁任公，国之安危，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你我二人了！”

　　梁启超突然觉得五雷劈顶，眼冒金星，整个世界都疯狂地倒旋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扳紧桌子一角，才没摔倒在地。刚痊愈的肺炎又因剧烈的干咳，呕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时，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将要压在一介书生羸弱的肩上，顿时哀情大恸，与顾维钧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法国人以为碰到了疯子，忙四处躲避。

　　梁启超一回旅社就开始发烧咯血，他已顾不得身体了。慌忙叫来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舆论压力，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竭尽全力对英、美、法等国开展外交攻势，力争挽回败局。

　　蒋百里不愧是位军事战略家，他悲枪地譬喻道：

　　“我们好像是一支已被统帅部出卖的军队，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巴黎将导火线引向国内，借用民间的力量点燃火种，逼迫敌方投降。”

　　丁文江这位留英回国的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一生主张用科学精神做行动的巨人。他已应蔡元培邀请，加盟筹建了北大地质学研究所。他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唉！这些年军阀政府忙于争权夺利，穷兵黩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松了对大学和报刊的控制。以我之见，汪、林等下台官僚包括中国的工商界，根本没有力量给安福国会施加压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几千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才是我们要点燃的火种！”

　　梁启超闻言大悦，连夜带病起草电文，拍发给国内。此电迅速在上海《申报》发表，国人大惊。从此国内的爱国力量，一直与梁启超频繁联络，始终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

　　梁启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场维新运动领袖的巨大影响，以其“善辩”的外交魅力，很快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众多法国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见到了十年来梦寐已久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学巨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他特别喜欢同法国学者打交道，有约必赴，甚至与丁文江戏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书呆子都要成为我的知己了。”

　　而那位美国国务卿蓝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动了。突然在大会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先移交协约国，表现出反对日本吞并山东的倾向。日本政府闻讯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签订的《英日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胁迫英、美。并严厉训令其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如果再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一天晚上，这位被梁启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尽的老人不无感叹地说：

　　“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势，不亚于十万雄师呵！”

　　而最令梁启超感动的还是那封由蔡元培领衔拍来为他辟谣的通电。屈指算来，二十年前活跃政坛和思想界的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了。当他扶病在榻前反复诵读时，眼眶里满噙着晶莹的泪花。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10

　　蔡元培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还是无法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

　　陈独秀居然在他手里下台了！

　　但是，陈独秀确实是在他手里下台了。

　　就在昨天，清明节刚过后的第三天，在他主持的各教授会主任会议上，决定提前实行三月初评议会通过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将文理两科合并，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选一名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为一年。投票结果，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随同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自然辞职，由学校改聘为教授。

　　虽然对外也有公开的理由，一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假南归，因此提前变动了内部机构。二是废除学长制是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迟早的事。按蔡元培当初的设想，第一步先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取代过去的学监。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机构。一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决策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组成，推选教务长一人负责。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证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时的说法，只要学校内部的制度完备了，就是谁来当校长，都不能搞个人专制。即使像德国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了。这些仲甫平时都是赞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评议会他也亲自参加了，对迟早要废除学长一职应该有思想准备。

　　但是，蔡元培扪心自问，仍然无法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为何要提前采取措施呢？按原定计划是要暑期后实行的。他还为此痛斥过那位张厚载，并要求在《神州日报》上辟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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