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77)

七七

　　看来他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了。胡适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马上就要去上海了。杜威夫妇应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等的邀请，将于4月30日来华讲学，而且要在中国停留两年。正像陈独秀对李大钊说的那样，胡适是不甘寂寞的，他这次请来杜威就带有预谋性，他的本意是想借杜威来宣扬实验主义的哲学，为自己在中国学界争得一席地位。同时，打击梁启超的研究系。研究系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守旧派，同时又因与北洋政府瓜葛大多，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才学和多年的努力，他的门人早已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适一心要作圣，必然想先扳倒这块拦路的老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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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列强们终于扔掉了威尔逊的和平橄榄枝，露出了坐地分赃的本意。梁启超殚尽心血，仍无力回天，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止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众人悲愤地听着他的叙述，真是优心如焚啊！

　　由于日本代表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相要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担心和会陷入困境，先劝说威尔逊总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考虑，同意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无理要求。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利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参加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今天是5月1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坚毅地说：

　　“我要先回北大了，现在挽救危局的惟一希望，只有靠学生了。”

　　校园里已是另一种景象，当初曾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学生们，又开始高声讽刺威尔逊发明了一个公式：十四等于零。蔡元培想起去见陈独秀时，这位当初称威尔逊可算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的老兄，也在痛斥这位光讲空话的“威大炮”了。两人避开敏感的话题，陈独秀表示要在《每周评论》上专做火药味很浓的鼓动文章，配合挽救危局的爱国行动。

　　第二天，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开了各位班长和学生代表会议。新潮社、《国民月刊》社的骨干也都来了，约一百多号人。他想起当年和仲甫一起给这些人开会的情景。当时是为了创办学术研究团体，为了能更好地读书。而如今举国上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想到这儿，他悲哀地望着学生们，嗓音嘶哑地说：

　　“同学们！我不得不沉痛宣布——我们的国家眼看要亡了！我国的军阀政府，用出卖我们的主权换来的枪炮，武装了各自的军队，对外却不敢保护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对内呢，却内战不息，寸土不让。最近的南北和议，就是个南北军阀分赃，缩小了的‘凡尔赛会议’。同学们，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我不得不吁请大家放下书本，用各自的方法行动起来！大家知道我平时不太主张学生上街游行，因为学生的天职是为国求学。可是今天，我们的当权者已利令智昏，决意孤行了。这个世道实在太黑暗了，拯救国家的希望，干涉政治的责任，也只好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要靠我们发扬自古以来‘伏阙上书’的真精神，去唤醒民众和舆论，以强大的压力阻止政府签约了。同学们！你们理解我吗？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的校长，要逼自己对学生说出这些话，内心是多么地……悲……愤……啊……”

　　他说到这里，眼泪哗哗地从双颊滴落下来。同学们望着这位一心想教育救国的理想家，那番不得已而发的慷慨陈辞，也感动得无语凝噎。大家目送着敬爱的蔡校长走出会场后，立即商议起各种行动方案。

　　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和国民社的许德珩、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等，很快成为这次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当时决定，明晚召开全校学生总动员大会，串连北京各大学学生，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集体罢课示威。通电全国，呼吁工商界和市民罢市、抵制日货等等。傅斯年、许德珩、段锡朋还给大家分了工，确保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忙而不乱。

　　但是局势的发展又将蔡元培逼紧了一步。那天的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决定拒绝签约。汪大燮和林长民还将致代表团拒签电稿亲自送到徐世昌手里，徐阅后就交给国务院拍发。可谁也没有料到国务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恰巧国务院电报处有一位是林长民的同乡，获悉后连夜潜至林府。林长民急得一夜未眠，凌晨就赶到外交委员会报告，汪大燮一伙老先生虽急得七窍冒烟，团团乱转，却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再也无计可施了。还亏得一位叫叶景莘的干事提醒：

　　“北大学生不正在发动学潮吗？何不将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

　　汪大燮这才大梦初醒，慌忙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宅求援。

　　蔡元培刚从北大回来，他今天专门召开了北大教职员会议，商议如何对待学生的爱国行动。教授们愤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这帮人平时对北大的敌视，一致主张对学生的任何行动不加阻拦。李大钊和马叙伦还挥动着手臂激动表示，将一起上街示威，誓与学生同进退。蔡元培当即向学生代表狄福鼎讲清了校方的态度。

　　“看来我们的行动要提前了！”蔡元培双颊微红，已成了一头被激怒的老狮子。一听完汪大燮的话，就给北大打起电话。通知学生代表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速来他家中开会。

　　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却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许德珩昨天下午一听说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先在西斋饭厅开了个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拼死一搏！”大家激动得眼里快冒出火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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