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46)

四六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啊！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了。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呢？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么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在这里我想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旧文化，一方面要反对盲从，大胆怀疑，一方面又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重新整理。按照我的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傅斯年完全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先是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后来总算有点醒悟过来，喃喃地对顾颉刚说：

　　“怎么我们平时在想的，又朦朦胧胧说不出的话，被胡先生一下就点通了，说出来了？”

　　顾颉刚尽管心里也很激动，却不露声色。傅斯年已忍不住冲上前，恭敬地向胡适鞠了一躬，说：

　　“胡先生的见解实在令人佩服，我敢预言，将来的中国学界领袖必是先生无疑，如承蒙不弃，学生愿真心追随左右！”

　　胡适见他还要弯腰行礼，慌忙上前阻拦。二人又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了。胡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忍不住窃笑着念起了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窗外隐隐传来学生排演的歌声，那是吴梅教授为校庆二十周年创作的纪念歌。他记不住全部的歌词，却听清了一句最令北大人振奋的歌声，“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是啊！在这不平凡的1917年，因为有了蔡先生这位北大之魂，古老的校园终于焕发出新的生命。

　　他也将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去和母亲恩赐的一位旧式女子完婚。他已为教务推迟了婚期，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再拖就真对不住母亲了。

　　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在幻想中依恋的女人韦莲司，他觉得一种复杂的感情突然摄住了自己的心。忍不住扑进房间，又在信纸上向她倾诉起此时的心情。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着我们的婚礼。
　　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实验——生活的实验！
　　我相信韦莲司夫人不会喜欢上面这段话。然而，这却是一段老实话。

　　几天以后，他终于在岁末的婚礼中走进了新年。当他和这位萍水相逢的妻子江冬秀进入祠堂，向祖先的牌位行鞠躬礼时，他的眼眶突然渗出了无名的泪水。他仿佛又想起了那位比他大六岁的美国女人，事后，暗自在夜里向她披露起心迹。

　　我亲爱的克利福德，在家庭关系上，我是站在东方人的这一边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咎，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我是12月16日离开北京，23日到家，30日结了婚。我自创了婚礼的仪式，废除了所有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我们没有拜天地，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可是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为了这件事，我母亲和我争执了好几天。我认为我们结婚和祖先是不相干的，我也不相信有祖先的存在。我母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却受不了她的独子数典忘祖。在我们结婚的前夕，我对母亲让步了。婚后第三天的早上，我妻子和我到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

　　这就是民国六年的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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