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47)

四七

　　第三章　煌煌上庠（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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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腊月真是有点腻怪，天奇冷，却很少下雪。

　　而对于补树书屋的主人来说，蛰伏似乎已成为过去，他好像开始忙碌起来了。就在新年的一天上午，兄弟俩早早地起了床，吃了一碗热腾腾的水磨年糕菜泡饭，就合坐一辆包车去了北大。

　　钱玄同已成了这里的常客，昨晚还特地赶来邀请，说仲甫想请二位去商量如何办《新青年》，还有几位朋友也想见见树人先生呢。周树人笑着答应了，心想所谓其他几位，大概是指住在预科平房里的卵字号名人了。

　　房间不大，却早已坐满了人。周氏兄弟一进门，钱玄同便热情地起身招呼，向诸位介绍头一次来开会的周树人。周树人今天穿了件厚棉袍，见屋里的炭炉温度很高，便解开衣扣，坐在靠墙角的沈尹默身旁。他们是老熟人了，早在1909年秋天，两人已有些来往。那时周树人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化学，沈尹默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周树人常听说沈尹默与江南名士马一浮和刘三在一起吟诗喝酒的逸闻。因马一浮也是绍兴东关人，与周氏兄弟曾一起参加县试时名列榜首，而他们兄弟俩那次却考得很不理想，所以他对马一浮这个名字一直印象很深。

　　刘半农忙着招呼周作人坐到他身边。周作人愉快地应了一声，一边脱下大绒帽，缓缓解开马夫式的大衣，一边亲热地挨着这位性格活泼的新同事坐了下来。

　　刘半农瞥了一眼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周作人，欣喜地说：

　　“启明兄气度非凡，颇有点像电影上的俄国英雄呢！”

　　周作人自认识了这位好与人抬杠的新朋友，就从心里喜欢上了他的性格。他也风趣地回答：

　　“我第一次见你头老大，眼有芒角，真是大吃一惊，还以为是遇到了奇才。哈哈哈！”

　　陈独秀主动地拿了几期去年的《新青年》给周树人，还亲手给他泡了一杯茶。钱玄同低声告诉他，今年的刊物将改成横行印刷。周树人点点头，他知道这又是钱玄同的主张。

　　最后一期三卷六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陈独秀见周树人在低头看出版日期，忙向他解释说：

　　“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咱们发行量少，又耽误了。嗨！”

　　“那新的一期何时出版？”周树人对陈独秀的《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一文很感兴趣，关切地问。

　　“本月15号，以后每期都是这一天出版。”

　　陈独秀见除了胡适因婚假未归外，人已到齐，便宣布开会。

　　“去年我们的《新青年》发行了一万多册，书社仍嫌过少。今年想将它改为同人刊物，相信依靠诸位的努力，一定会有大的发展。”

　　周树人静静地点燃了烟，他不在北大任教，自然是抱着一种听听的态度前来观望的。

　　“要办同人刊物，最好实行轮流编辑，但对稿件要建立集体讨论的制度。”

　　这是新来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声音。周树人以前不认识李大钊，但知道他也在日本留过学。听启明说，守常从小父母双亡，全靠祖父母养大，老人怕今后没有人照顾他，就在十一岁那年为他娶了一位大九岁的妻子。守常这人忠厚，夫妻倒还很恩爱。他想起了自己那名存实亡的婚姻，对李大钊深感同情。觉得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但有古代圣贤的浩然之气。

　　“我呢，还是那个观点，《新青年》的文风必须用白话文体！”

　　这是钱玄同慷慨激昂的声音。他的桌前放着那只形影不离的大皮包，说话时气壮如牛，总是希望有人立即响应。

　　“我同意你的观点，但也不要太绝对。”

　　陈独秀今天是主持人，显得很有风度。他笑着说完，递了一支烟给坐在钱玄同旁边的周树人。周树人手上的烟还未燃尽，正仰着头听大家发言。

　　在讨论到轮流编辑的顺序时，陈独秀侧转身子对沈尹默说：

　　“沈二，你也讲讲呀！”

　　“我的眼睛不好，还是把我排到最后吧。”

　　沈尹默与钱玄同一样，也是一口吴兴口音，他说话时下意识地扶了一下深度眼镜。

　　刘半农打断了沈尹默的话，说：

　　“这不要紧，有困难，大家都会帮你的。”

　　周树人已记不清第一次在哪里见过刘半农，但知道他是江阴人，比自己小10岁。正因为年轻，刘半农满头黑发，又不戴眼镜，活泼的很有点可爱。

　　“要帮也有个条件，沈二要多写新诗，我们急需的还是好稿子。顺便通告一声，三月号将有爆炸性新闻，炮弹全准备好了，但暂时保密！”

　　钱玄同得意地向刘半农使了个眼色，他还是和当年在日本的《民报》馆一样，喜欢插话，喜欢卖弄，喜欢夸夸其谈。

　　他突然把关注的目光又投向了周树人。

　　“豫才兄！就等你的大作了！”

　　周树人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玄同已来催过几次，在这种场合，他只能应付道：

　　“我做一篇小说试试！”

　　陈独秀对周树人印象很好，觉得这人很深沉，有见解，相信答应的事一定出手不凡。他赞许地说：

　　“这太好了，我们的白话文学有了新诗，还真缺新小说呢。”

　　临别时，陈独秀亲自送周树人出门，拉着他的手说：

　　“下次开编辑会议，希望多发表高见。既然来了，就不是局外人嘛。”

　　周树人见他话里有话，微笑着答应了。

　　回到家里后，周树人心情很好。陈独秀这一班人给他的印象不坏，但因为还没有投稿，开一次会还不能算是正式加盟。

　　晚饭后，他习惯地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地吸着烟，桌上摊开着去年10月至11月的日记。

　　“是该做一篇文章了，写什么呢？……”

　　对他来说，深刻是一种负担。人们容易健忘，而他却执著于过去。人们喜欢沉醉于好梦，而他偏偏直面丑恶的现实。从民国到现在，真是换不完的官，打不完的仗。在他眼里，无非是五色旗与龙旗的变换而已，无非是从这个奴隶主变成了另一位奴隶主，都改不了吃人的本性。前不久，那位再造共和的段祺瑞又因发动南方战争失败而引咎辞职，教育部长也换成了傅增湘，他也深恶痛绝地辞去了金事一职。中国在黑暗的泥坑中陷得太深了，而外来的各种思想已成群结队地飞过了天空。

　　“是该给《新青年》写稿了……”

　　一个人目睹改革者肩负了各种压力挣扎前进时竟默无表示，无论如何是可憎恶的。何不从旁呐喊几声，给他们壮壮胆呢？

　　他觉得自己虽然离战士很远，但实实在在是不能当看客了……

　　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疯子的形象。

　　那是一向在山西做幕友的姨表兄弟阮久荪，两年前突然长衫褴褛地逃到了北京。说是有人要迫害他，四处已布好了罗网，众人都在跟踪他，再也插翅难逃了。在送他去池田医院的路上，当他突然看见站岗的巡警时，那面色和眼神是何等恐怖呵……

　　他顺手从书架摸出一部《资治通鉴》，像翻开了一部积满尘灰的中国历史。

　　他几次提起笔，却始终写不出一个字……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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