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89)

八九

　　臣蒙皇上出之奴隶，登之将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许，是以初时召对，则荐五人；后臣等公奏请设六部，余留中不下。窥见自古设官定职，非帝王好为铺张，烦冗多事，诚见夫一念补葺不到，弊乱旋生……故创业帝王，虑国事无纪纲也，而置六部；虑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虑科臣阿党，君心宜启沃也，而置馆臣；虑下情上壅，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数事皆相因相制，缺一不可者。皇上不立言官，不过谓我国人人得以进言，何必另立言官？又或谓南朝多设言官何竟败坏到此？臣请为皇上明辩之。

　　我国自六部既立之后，曾见有一人抗颜劾罪者否？似此寂寂无言，果国中太平无事耶？大抵举国之内然“诺”成风，浮沈为俗，以狡猾为圆活，以容隐为公道，以优柔退缩为雅重，学成装就便为大僚，即有一二劲草亦自觉特立孤标之足虑耳。我皇上皇皇图治，亦何利有此景象也？况今日掌局之人，岂尽循理方正？属下既不敢是非官长，局外又谁敢轻议权贵？是弊窦从兹而开，乱皆由此而酿也。臣想国中之事，皇上亦时得闻知，然此不过犹古之告密，岂是拜奏阙下，扬言殿陛，兴利除害，堂堂伟伟之举动耶？若言官设立，人必自敛，指名弹劾人亦不怨，何也，责有所归、仇怨莫避君……

　　至于服制一节，是皇上陶熔满、汉之第一急事。满洲语言既同，贵贱自别，汉官不会满语，尝被骂詈辱打，至伤心堕泪者有之。皇上遇汉官每每温慰恳至，而国人反陵轹作践，将何以成一体，而招徕远人耶？宜急分辨服制、造设腰牌，此最简易关系最大者。皇上勿再忽之也。若定制设官，皇上难其人，何妨兼摄代理，但名目一立，各有职司不敢推诿矣！……昨年，副将高鸿忠出管甲喇额真，臣曾具疏奏留，今游击范文程又补刑曹，谅臣亦不得久居文馆矣。若臣两三人尽入其中，岂复得慷慨激烈侃侃一言乎！【《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此件作为一重要文献保留在《清太宗实录》、《东华录》和其他官方史书之中。

　　这本奏疏陈述二件大事：一设“言官”，以监察各官言行，揭发坏人坏事；二设服制，使其明等级，分贵贱，消除民族界限。所言所述，切中时弊，意气昂扬、直言不讳，“公忠”之心跃然纸上。太宗看了奏疏，也颇受感动，态度温和地说：“此本说的是。”当即批示诸事依次去办。他和范文程等同时奏请立“荐举连坐法”，他个人还荐五人，都受到太宗重视。在清初发展史上，宁完我作出了自己的建树。

　　在战场上，太宗总是十分注意发现人才，一经发现，就破格提拔。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率大军进关征明。在攻坚城遵化时，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第一个登上城，砍翻明兵的抵抗，为后继兵士登城开辟了道路，很快将遵化攻克。开庆功会时，太宗大赏立功将士，第一个手持金卮慰劳萨木哈图，说：“我军年来都怯于攻城，况且此城较以前遇到的城池更为坚固。萨木哈图第一个登上城，功劳很大，应该从优录用。”事后，授给备御世袭之职，赐予巴图鲁（勇士）的称号。不仅如此，还赏赐大量财物：骆驼一峰，马十匹、牛十头，蟒缎十九匹，布二百匹，还特许以后如有过失、概予赦免。太宗得知萨木哈图家里很穷，马上指示有关官员和部门，对他家进行周济抚恤【《东华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萨木哈图只是普通一兵，根本谈不上什么资历，但太宗大胆提拔，使其从一名战士进入了将军的行列。

　　太宗对这样的勇士总是倍加爱护的。也是这次远征，攻永平城时，副将阿山、叶臣与勇士二十四人，冒火奋力登城，立下了功勋。太宗赞誉他们是“我国第一骁勇之人”。他规定：这些猛士与萨木哈图巴图鲁及他处先登城、骁勇出众之人，以后凡遇攻城，不要叫他们再登。如此有功之人，应让他们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对敌之时，令其同进，如他们想自己攻城，也应阻止，就是厮卒中有一二次先登城立功者，也不要再让他们攻城【《东华录》，天聪四年二月。】。太宗把这些立大功的将卒视为国宝，不愿让他们再冒第二、第三次风险，生怕遭到意外。因此，禁止他们登城，是为保护他们的一种办法。可见太宗对人才的爱护用心良苦，措施周到。

　　太宗关于人才的思想及其具体措施，为众多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使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同民族、不同政权的能文能武的人才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当中有的是能征惯战的勇将；有的是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从太宗中期以后，与太祖同时期的功臣宿将很快被自然淘汰，而第二代、第三代人正代之而起，他们既没有资历，也没有经验，但太宗仍给以重视，让他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从各方面得到锻炼，使其迅速成长为新一代的英雄人物。像他的侄儿杜度，弟弟多尔衮、长子豪格，侄萨哈廉等等，在二十岁上下就已经是数万人乃至十万大军的统帅，清朝胜利前进的开路先锋。

　　5.3，体恤民情

　　一、民生之道

　　清太宗是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创业之君。数十年中，他驰骋疆场，纵横万余里，饱尝了披荆斩棘的种种艰辛，同时，在长期的征战中也目睹并体验到了民间的种种疾苦。由于明清（后金）连年的征战，加之灾荒，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繁重的徭役，因此无论在明统治下，还是在清（后金）统治下，广大各族人民被迫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使太宗在思想上对民间的疾苦多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尽管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频繁的军事斗争，但并没有忽视“国计民生”，经常“以民生休戚为念”【《清太宗实录》，卷34，24页。】。凡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他都勤加过问，经常发出谕旨，兴利除弊，纠正各种偏向，为臣民谋求生路，力图获得整个社会的安定，以发展其统一事业。太宗对“民生”所阐发的一系列观点和规定的具体政策，即“民生之道”，是他创业、治国的根本指导原则之一。

　　太宗认为，体恤民情对于巩固清政权的统治极为重要。他从一个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说明国家和老百姓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复教育他的兄弟子侄和诸大臣都要关注民间疾苦。他说：“以上下相维之理言之：必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后可为在上之人，如无在下之人，则统辖者谁？役使者谁？”【《清太宗实录》，卷65，7页。】从上下互相依存的道理来说，首先必须有下，才能有上，统治者只有得到“在下之人”即广大的被统治阶级的拥戴和支持，有了统治的对象，然后才能成为“在上之人”即统治者。如果没有被统治者，那么统治者统辖谁呢？役使剥削谁呢？太宗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指出，被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是统治者生存、行使统治权的最基本的根据，没有他们的存在，也就没有统治者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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