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88)

八八

　　选拔人才，除了推荐，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考试来发现人才。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说：我想到从古至今，从来都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我现在打算兴文教考取生员【《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九月一日，正式举行考试，为建国以来第一次，具有首创的意义。参加这次考试的，有满、蒙、汉各族的知识分子，他们踊跃赴考。天命十年十月太祖大杀汉族知识分子，当时隐匿起来的有三百人，现在都出来考试，有二百人被录取。为了选拔人才，太宗还特别允许在他跟前及诸贝勒手下的奴隶，还有在满洲、蒙古家为奴的人，只要有些文化，都允许考试。凡考中的，都得从他们的“主人”家拔出，赏赐缎、布等，然后等待正式录用【《东华录》，天聪三年九月。】。

　　天聪八年（1634年）三月，太宗指示举行第二次考试，这次只考“汉生员”，在汉族中选拔人才。考试结果，一等的十六人，二等的三十一人，三等的一百八十一人【《清太宗实录》，卷18，10页。】，总计录取二百二十八人，据此可约略知道，参加考试的总得在四百人上下。这也算规模可观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大学士范文程等建议：在满、汉、蒙古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太宗同意，指示他们要“从公考校”【《东华录》，崇德六年七月。】，七月揭晓，满洲有二人，蒙古族有一人，汉族四人中举人，其余诸生分得一、二、三等，各得到赏赐物品若干。

　　还有一种情况，本人自荐，也须考试。汉族生员刘其遇、刘宏遇久未得官，上书自陈。太宗命大学士范文程等亲自考核，决定录用刘宏遇，任命为内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去他和其兄徭役各三丁【《东华录》，崇德元年六月。】。

　　人才的选用，还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外部，即招降和俘获明朝的人。太宗说：“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得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 【《清太宗实录》，卷6，33页。】这就是说，从千万俘获和归顺的人中去发现和挑选人才，对国家有着无穷尽的利益。

　　从太祖到太宗时期是武功创业的时代。太祖在位时，“文治”和文人即知识分子问题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太宗已感到“文治”的必要，所以才正式开科取士，选拔优秀人才充任各级官吏，并从各种渠道为国家搜求人才，从而适应了事业发展的日益紧迫的需要，为入主中原储备了最可贵的力量。

　　太宗很器重人才，但并不一概尊崇到盲目迷信的程度。至少他已指出脱离实际的“文人”不能一味轻信。他从清与朝鲜关系破裂的事件中，认为主要是因朝鲜方面一些“文人”、“书生”挑拨的结果。崇德二年（1637年），他给朝鲜国王李倧的信中，着重说明这一教训：“朕之所虑者，恐王复似当年听书生愚见，以空言掩饰，巧计朦胧为尚耳。夫文人固不可不用，而书生之谈，亦未可尽信。盖书生但知摘句寻章，拘泥成说，不知达变通权，虽有文章词藻，竟何益哉！”【《清太宗实录》，卷39，25页。】这里所说的“书生”虽不是一般读书人，而是朝鲜国事决策者，但太宗却看出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不善于从实际出发，以本本或古人的结论来处理现实复杂的事务，说话、写文章总喜欢夸大其词，寻章句于古人，工于词藻、气势，对解决现实问题一窍不通。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其一，有一次，内院诸臣代太宗草拟一份给朝鲜王李倧的敕书，他看了很不满意，批评他们说：“你们撰文，能做到顺理措辞就行，不得过为夸张。我素来就不喜欢夸大之言。他们明国之君，自比于天，轻视他人实甚，身无德义，却自我夸耀，这有什么益处呢？自今以后，撰拟文件切应详慎，不可草率。”【《东华录》，崇德二年五月。】

　　其二，有一次，太宗召集文馆满汉儒臣、六部满汉启心郎，当众批评汉启心郎、生员等一班知识分子明明不懂用兵打仗，偏偏谈论不休，不管时机是否成熟，一再敦促进兵关内。太宗说：“你们动不动张口就说航海山东、攻取山海关。上天给予我的兵力很有限，如按你们意见进兵，即使稍有损失，我如何能受得了？你们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帮了敌人而损害了我的将士，是用空话沽名钓誉。你们上奏这样的意见，有何用呢？我为一国之主，用兵打仗岂不明白？这是不待你们陈说的。如果我与诸贝勒不理国政，贪货财，沉湎酒色，你们就该直说，我若不听，这就是我的过错。”【《东华录》，天聪七年十月。】太宗在重视人才问题上，反对空话，不追求形式，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影响和改变一些“文人”的弱点。

　　二、重才胜于资历

　　清太宗珍视人才的另一个思想表现，就是重才胜于资历，无论尊卑贵贱，无论年龄壮老，惟才是用。资历只表明人的经历的一般自然情况，它只是一个时间指数的笼统概念。正常的情况是，经历越长的，人生的经验越丰富，才能也就越能得到发挥。但归根到底，资历本身不是才能与贡献的象征，当然，它也就不能成为衡量才能大小、智慧高低的惟一标尺。俗语说，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活百岁。太宗是深通此中道理的。他在用人上，总是把才能和“公忠”为国两方面的条件放在首位，从不把资历和社会地位、身份这些因素放得高于一切。

　　天聪三年（1629年），太宗准许诸贝勒和满蒙汉贵族家中的奴仆甚至连太宗的奴隶，有“少通文义者”都可参加考试。如考中，立即“拔为儒生”，同时拨给人丁代替他们给原主为仅。这在选拔人才上是一个大胆的措施，在大批有才能的人被掠为奴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也是绝大的好事，可惜太宗没有坚持下去。在考试两次以后就停止执行这项制度。

　　崇德三年（1638年）初，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张存仁等要求，应继续准许各家奴仆参加考试。太宗不同意，却讲了一席道理，他说：从前得到辽东时，有许多“良民为奴仆”。我曾下令从诸王以下到各官员及民人家庭中查出，都编为民户，又两三次考试，将稍有点文化的人选拔出来为儒生。现今满洲人不像以前那样滥行占取良民为奴，偶有一二生员都是经攻城破敌之际，或者经过血战而获得的，或者是因功赏给的，如把他们拔出，怎能酬劳这些将士的死战功勋？再说将他们拔出后另补给新丁，难道这些新丁就不是人了吗？无罪之人强令为奴，这是很值得怜悯的。你们只知道爱惜汉人，不知爱惜满洲有功之人和补给为奴的人。张存仁、祖可法一听，觉得有道理，就说：臣等见解还没看到这些。于是“叩首谢罪”【《东华录》，崇德三年正月。】。

　　太宗没有坚持通过考试从奴仆中选拔人才的制度，主要是涉及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惟恐引起他们对自己的不满，才中道停止。但他能打破常规，破除旧俗，不问社会地位多么卑贱，只问有无才能，这一思想是值得称道的。经过考试或推举，确实发现并起用了一批出身微贱的人。宁完我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代善的儿子萨哈廉收为奴仆。因为通文史，太宗当面“召对”，马上提拔到文馆为儒生，参与机要。不久，又授给参将的职务，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入塞远征，在攻大凌河及招抚察哈尔等战役中，立下了功劳。宁完我有才能、敢说话。这里，且引述他于天聪五年（1631年）给太宗的一份奏疏，即可反映他的作风和政治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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