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90)

九〇

　　太宗在讲“天”时，自认为是“天之子”，宣扬了迷信思想，但讲到人事时，却又破除了对天对自己的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教，比较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他在上面讲的那段话里，指出先有百姓“所托命”，尔后才能为君。换言之，君与民的关系，先有民，后有君，这包含了一个很可贵的“民本”思想，同时又扬弃了中国几千年“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太宗曾说：“君享康宁，臣居尊显，俱兵民是赖，即尔等（指诸王贝勒大臣）功名，亦藉士卒之力。……”【《清太宗实录》，卷31，8~9页。】君主享受到康乐安宁，大官们能身居显赫地位，备受尊崇，靠的是什么呢？都是兵民给创造的，就连他们的所谓战功荣誉，也是靠广大士卒勇猛杀敌才获得的。这里又包含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这同样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精华。

　　太宗在具体实践上，勤加督促诸王贝勒大臣重视并解决民间疾苦。他给这些人规定了三项基本职责，其中一项就是“办理事务，当以民生休戚为念，遇贫乏穷追之人，有怀必使上达。”【《清太宗实录》，卷34，24页。】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间的休戚，遇到穷困的人，都应给予照顾，并一直报告给最高统治者。他经常指令诸臣到最下层深入民间调查“穷民”生活情况。崇德五年（1640年）初，太宗指示各固山额真说：“今遣尔等往各处地方，稽查穷民，审理冤狱，尔等须各亲至分属屯堡，巡行料理，毋使民间冤抑不得上闻”【《清太宗实录》，卷50，23页。】。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去世前不久，还到民间“问闾阎疾苦”【《清太宗实录》，卷65，30页。】，渡过辽河，专程“阅视牛马”牧放的情况。太宗通过大臣们调查和他自己的视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因而给他制定政策或采取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清长期交战，双方百姓都遭到战乱离散之苦，生活很不安定。为了支持战争继续下去，他们不但披甲当兵，还在经济上负担各种徭役，这些沉重的包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太宗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采取措施减轻他们的负担，并制止直至处分随意加重百姓负担的官员。天聪九年（1635年）春，正是种地的时候，他出门观察，看到民间已经误了耕种期。原来牛录章京征调农民筑城，为了早日完工，又额外地多摊派了民夫，致使劳力不足，违了农时。太宗召集诸臣，严厉地训斥：“筑城固然是正务，但田地荒芜，百姓吃什么？以后再有滥役民力的，就拿该牛录章京问罪。”【《清太宗实录》，卷23，3页。】

　　过了一段时间，太宗又召集诸大臣，就减轻农民负担一事再次训诫：“现在，各贝勒凡兴办工程，都不遵守我的制度，额外修造，劳苦百姓，你们想一想：老百姓得不到安居之处，逃亡离叛，户口减少，这无异于帮助敌人，长了他们的志气。”【《清太宗实录》，卷23，35页。】有一次，太宗到御马厂去，看到工部调来不少民夫修治道路，不分路面高低，一律培土增高。他很不满意，对诸臣说：“国家有差役，致使民力疲敝，这都是由工部造成的。如修治道路，不过是垫平低洼，与高处拉平，达到路面平坦就可以了。可是工部不管高低，一概进行培筑，结果浪费了不少人力，使农民受到扰累。”他说完，诸臣揭发了工部其他方面的错误。于是太宗判工部承政萨穆什喀、参政裴国珍、启心郎喀木图等各以“应得之罪”【《清太宗实录》，卷65，12~13页。】

　　按照规定，外藩诸王贝勒打猎获得的野兽都得献给太宗，以表示忠诚。因为道路远，送这些东西势必要动用民夫，还得使用不少马匹，这对于当地百姓来说，也是一项不小的负担。太宗决定削减进贡的数额。崇德四年（1639年）十二月，他召见管理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官员，指示说：外藩诸王贝勒行猎所获得的野兽如都叫他们来献，未免劳民，而且又使骡马疲敝，今后，只献出鹿和野猪各二头，如果没有鹿、野猪，可以献出麅子、黄羊共九只就行了【《清太宗实录》，卷49，12页。】。要求全免是不现实的，减轻赋税徭役的负担对解放生产力的进步意义也是应该肯定的。

　　太宗对诸臣提出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总是表示乐意接受，马上执行。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多罗豫郡王多铎建议暂停用兵，说：用兵打仗，自古以来，不得已而用之。如果自恃力量强大，违背正义，轻举妄动，上天一定不保佑。臣观察形势，似应暂停用兵。至于国中各项事业兴办，应依次搞，但总应该以“农务为急”，才使百姓丰衣足食。多铎提出使民力集中于农业生产的意见，太宗马上接受了。接着，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等十余名官员一致请求停止修造房舍，把劳力都用到秋收上。

　　原来，太宗顾虑沈阳城里人口很多，居家稠密，惟恐引起火灾，特命工部改建，以疏散原住房的布局。但眼下就要到了庄稼收割季节，如继续改造庐舍，就会影响收获，必使民力负担重，难得两全其美。他们提出，目前应集中力量收获，待来岁春天，再继续修造，对于“民生大有裨益”。太宗看了这个奏疏，在上面批道：“此疏所奏很对，时方收获，改建房屋立即停工。有修造能力的人家，愿意自己修可听其自便；没有能力的，就暂停，不必催促，等来春农闲时再修造。”【《清太宗实录》，卷65，30页。】

　　我国历代官僚体制相沿袭，形成官与民的尖锐对立。官吏贪赃枉法，随意侵害百姓利益，常常是历朝激成民变和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太宗重视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严格要求各级官吏守法，不准以任何理由损害百姓的切身利益，哪怕践踏百姓一棵秧苗也不行。天聪四年（1630年）十一月，正是隆冬季节，太宗率群臣冒着严寒出去打猎，在扎木谷地方，大臣谭泰、阿哈尼堪追逐一条被射中的麅子，说是太宗射中的，便献了上去。太宗说：这不是我射中的。我曾下令严禁强取他人之物，我能自己强取吗？赶快把麅子还给原射的人。又一天，莽古尔泰的仆人强夺一名小卒射杀的鹿和野猪，送给了他。

　　太宗得知这件事，叹息说：“凡出兵行猎不发生错乱，大概事业才可成功。如此夺取，他们这些随役之人身困马疲，能得到什么呢？像这样妄行，下边人还怎么生活呢？”莽古尔泰受到批评后，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太宗。太宗又说：“我为何用这种东西？这是让我犯错误吧！凡事不要以为小，恐积小成大啊！”莽古尔泰很羞愧，又把猪还给了原主【《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

　　太宗制定法令和纪律。严禁任何人放鹰践踏田禾，从兵士到官吏不许私取百姓一物，如违犯，不管谁都得治罪。天聪五年（1631年）六月，太宗率群臣到抚顺地方打鱼，看见两个人纵马吃庄稼，当即进行处罚。第二年冬，他又到这里打猎，有一名随从打猎的小卒强取当地百姓的柴薪，太宗处以鞭打，并集合八旗大臣，向他们宣布：“自今以后，不许任何人私入庄屯。打猎时，山上林木也不准砍伐，违者要追究责任。”【《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

　　在这之前，太宗还规定管庄屯的小吏不准敛取百姓食物，馈送朝廷大臣【《东华录》，天聪元年二月。】。如任意违犯，他毫不姑息。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太宗前往牧马的地方视察，看见大臣塔瞻、锡翰、博琫、石纳布库、俄齐尔、额克亲、丹坦、墨尔根袍、纳木僧格等践踏百姓的庄稼，就没收了他们的箭矢，把他们交到兵部处分，还让大学士范文程等向诸王贝勒传达他的谕旨：“近来，诸王贝勒行兵出猎，看见有践踏田禾的，是否都查出治罪了？为什么连一个处分的也没有？如果真处分了，我为何没听说过呢？”诸大臣回答说：“臣等遇有践踏田禾的人，应鞭打的鞭打，应罚的罚，不敢疏忽、放纵。”【《清太宗实录》，卷6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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