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84)

八四

　　太宗把明朝比作一棵大树，谁都明白，无论有多大力气，决不会一斧子就把大树砍倒，惟一的办法，是从大树两旁一斧斧地砍下去，砍到一定程度，这棵大树就会自己倒下。太宗用这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深刻地阐明了他的战略思想，这就是要徐图渐进，从加强自己和削弱敌人实力这两个方面来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决不能图省力气，更不能图侥幸。他正确地认识到，明朝这棵大树不能很快倒下，“虽兵马屡挫，城池屡失，而国势屹然未倾”，其根本原因是“明初规模详备”，基础牢固【《清太宗实录》，卷37，10页。】，因此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不过是为建造一座坚固耐久的统治大厦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急躁，不轻进，始终把自己的脚步放得牢靠。他能经受困难的考验，也能在松锦战役的伟大胜利面前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不被那些举国的欢呼或来自各个方面的高声赞颂，模糊了自己的根本目的。

　　根据太宗的这一战略思想，他几次派大军进关就容易理解了。清军进关，大量掠夺财物和人口，有经济的原因，但不能忽略政治方面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对明朝这棵“大树”反复砍伐。天聪三年，太宗率大军围北京而不取；天聪八年，掠宣大，不攻北京；崇德元年，大军紧紧贴近北京，不放一炮，只在四周攻掠；崇德三年，过北京而不触动，却深入腹地冀鲁攻城略地。这些行动，不都形象地勾出了“伐大树”的生动画面吗？太宗不同意马上取北京，原因就在于他意识到“大树”尚未达到“自扑”的程度。虽然取得了像松锦战役这样少有的胜利，他还是坚持伐大树“先从两旁砍削”的原则，继续对明征伐，保持对它的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从根本上来动摇和瓦解明朝的根基。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太宗乘明军在松锦遭重创，其实力被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决定再派大军进关。

　　十四日，太宗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与内大臣图尔格统领八旗将士征明，还在清宁宫召见他们和出征的满洲、蒙古、汉军各固山额真、护军统领，首先说明出兵伐明“非好为黩武穷兵”，只因明朝不愿“修好”，才不得已而用兵。其实，这只是个借口，作为出兵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管怎么说，征明、灭明，是他既定的方针。同往次一样，太宗还把他制定的纪律当众重申，这些纪律包括“几不”：入明境，遇老弱、闲散之人，不得妄杀，不俘虏他们，不夺其衣服，不离人妻子，不焚毁财物，不糟蹋粮谷。他提到，上次兵至山东时，为抢掠财物而严刑拷逼百姓，这次出征当以为戒，传谕各旗知悉。他这么反对抢掠，但又允许士兵一定要有所获，不要空手而归。不准抢掠，又让士兵“有所俘获”，这是个矛盾，也很难掌握界限。事实上，每次都不断发生强抢及残害当地百姓的事件。这也反映了清军进关掠夺的性质。

　　十五日，太宗亲送出征将士，到郊外，又把昨天说的话重新叮嘱一番。他还特别提到与关内农民起义军联合的可能性，说：“你们如遇‘流寇’，要对他们说：你们都看到明朝政治紊乱，激而成变，我们来征，也正是为此。他还告诫出征将士要以和善的语言和态度对待他们，要严加管束士卒，不得误杀他们，就是一二个人也不行，避免和他们结下怨仇。如果他们愿意派使者来，你们就把他带来，或者有书信，你们要给予转达。”这是一项新策略，表明太宗要利用农民军的力量去推翻明朝的统治。毕竟宗旨目的不同，两股力量无法粘合到一起。太宗嘱咐完这些话，将一颗“奉命大将军印”授给阿巴泰，放炮三声起行。

　　此次出征，有满洲、蒙古、汉军共十二旗，约六万余人，加上外藩蒙古兵一半，总兵力近十万，分作左右两翼前进。左翼于十一月五日从界岭口（河北迁安与抚宁交界处）毁边墙而入；右翼兵于十一月八日从雁门关的黄崖口（古北口西段）入长城。两翼进关后，趋蓟州，当地各乡百姓都逃避山中。镇守蓟州总兵白腾蛟率所部兵马与马兰峪总兵白广恩率兵马六千，同清兵遭遇，被击败，蓟州陷落。为了防备清兵再次入关，明朝在军事上曾作了较为严密的部署：并设关内外两督，在昌平、保定设二督，还设了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及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可以说，星罗棋布，无地不防。但事权不一，无统一号令。当清兵入关警报传来，急令征调援兵时，而清兵已克蓟州，经北京，分道南下。

　　两个月来，清兵连克霸州、河间、永清、衡水，转攻山东，下武城、临清诸城镇，直抵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国榷》，卷98；《明崇祯实录》，卷15，17页。】，乐陵王朱宏治、阳信王朱宏福、东原王朱衣远、安丘王、滋阳王等众王及管理府事宗室等约千人都被俘斩首。从兖州分兵：一部去山东莱州、登州，直抵宁海州和海州；一部渡黄河，于崇德八年（1643年）三月初，回到莒州（山东莒县）、沂州（山东临沂）。自去冬入边数月以来，兵不解甲，马不释鞍，已是马疲人乏。现正赶上春季来临，到处春草青青，清军就在这里解鞍纵牧，从容休息了一个月。到四月，分兵两翼：左翼沿青州府（山东益都）、德州、沧州（河北沧县）、天津卫，从北京城南过三河县，历三个月抵密云。右翼出东昌府（山东聊城），进入河北，沿太行山之东，经广平府（永年）、彰德府（河南安阳）、真定府，达北京以北，也几乎同时抵密云，与左翼会合。大军从密云出发，攻墙子岭，于五月一日，前军斩关而出，到二十二日，后军陆续出口，全部安然东归。

　　阿济格率军进关，来去达八个多月，共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个县、八十八座城镇，击败明军三十九处。获黄金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匹、缎衣与裘衣一万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余张；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人，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余头【《清太宗实录》，卷64，24页。】。至于兵士及王贝勒将官私带的家丁所掠取的金银财物，尚未计在内，都变成了个人的财富。掠取的这些财物，一大部分交公，一部分分赏出征的有功将士。阿济格得到了最高数额的奖赏，他一人就分得了一万两白银！

　　清兵进关，一次就获取如此巨量的财物，实属惊人。根本原因是明朝将吏极为腐败，不但不抵抗，还放纵清军任意掠夺。清军入关两个月时，明兵部调集了大批援军，达三十九万五千人，但“援师曾无一矢相加”。清军占领临清，明将却远远移营到威县。清军攻河间时，明援兵却旁走山西，而且沿途大肆掠抢百姓，“所过一空”。清军已到青州、兖州一带，蓟辽总督赵光忭却驻军于千里以外的良乡，按兵不动，“逍遥于无奴（指清军）之地”。清军看透明将吏“全无战意”，才放心大胆地随心所欲行动，“如在无人之境”，迟迟“迁延不去”【李永茂：《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

　　近十万清军在莒州牧马一个月，如在国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军北返时，车驼绵延三百余里，渡卢沟桥，历时几天尚未过完。时明将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劲兵猛将都集中在通州。督师大学士周延儒，本是自告奋勇督师，却不敢说一句堵击的话，每天从早到晚闭城，不出一兵一卒，还编造“捷报”送给崇祯。等到清军将出边，唐通、白广恩等人才合兵于密云螺山进攻清军，结果被杀得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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