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85)

八五

　　终太宗之世，十余年间，清军前后五次大规模进关伐明，给明朝军事上以沉重打击，经济上以重大破坏，同时也给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仅京郊及畿南一带就遭到清军四次袭扰，尤其是崇德三年和崇德七年这两次，所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就在这次清军进关不久，明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奉命到顺德府（河北邢台地区）察理近畿各府城守情况，他如泣如诉地向崇祯帝报告了自戊寅（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以来，畿南残破的凄凉景象。他出京经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邢台），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六十里荒草寒林，止有道路微迹，并无人踪行走。”

　　这一带，都在崇德三年被清军蹂躏过，而平乡“受患极惨，至今城内止余焦赤残垣，及堆积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曾经戊寅之惨，惊魂未定，兼以五载荒瘟，民亡十之九”。每次一听到清军入关的警报，老百姓就四出逃难，或藏于山谷，或远走他乡，“城郭几至空虚”，清军每次攻掠，“堕我名城，残我赤子，饱掠我玉帛金珠，不可胜数。”以上所引，均见《邢襄题稿》，中华书局，1958年版。从清军饱掠而归的“盛况”，可知李永茂的报告都是实际情形。清太宗为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极为深重的。

　　太宗多次派遣大军进关，攻城略地，但都没有占领下来。他第一次率大军进关时，曾留下阿敏等据守永平等四城，很快又被明军夺了回去。这使他意识到，有山海关阻隔，在关内是站不住脚跟的，因此后几次进关不再据守已攻占的城池，得而复弃。乾隆帝一次巡狩盛京时，说得很清楚：“山海关，京东天险。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军每从喜峰、居庸间道内袭，如入无人之境，然终有山海关控扼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他口，而彼得挠我后路。故贝勒阿敏弃滦、永、遵、迁四城而归，太宗虽怒谴之，而自此遂不亲统大军入口，所克山东、直隶郡邑，则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三”。】尽管这样，太宗五次派大军攻掠明朝，仍然达到了“伐大树”的目的。而这次大军入山东大获全胜而归，这是他生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胜利的喜悦。

　　在太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还有一件大事给他带来了新的喜悦，这就是崇德七年十月，西藏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和厄鲁特蒙古戴青绰尔济等，万里迢迢，首途沈阳，向清朝通好。太宗闻讯，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接，把他们接到马馆，在馆前举行庄严的拜天仪式，行三跪九叩首礼。进馆后，太宗升座，准备接见藏使。为表示恭敬和虔诚，他起立，迎至门口。使者献上达赖的信时，他又起立，双手接过，与使者“携手相见”。他坐下，同时命两使者坐在他的右边。使者随从人员这才进见太宗，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命古式安布当众宣读达赖的信、喇嘛诵经、饮茶……

　　接见结束，在崇政殿举行盛大的宴会，藏使献达赖等赠送的礼物。达赖遣使来沈，是西藏与清朝交往之始。它生动地反映了太宗的统一事业兴旺发达，影响深远，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终于看清了明朝已是气息奄奄，亡在旦夕之间，因而决意抛弃明朝，断绝同它的隶属关系，投向清朝。太宗比谁都更清楚此事对于清朝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因此以最隆重的礼节，最虔诚的态度，最丰盛的宴赏款待他们。他一反过去反对佛教的做法，一再盛赞佛教，向藏使表白他对佛教笃信不疑。藏使一行在沈阳住了八个月，每五天分别由八旗诸王贝勒轮番宴请。崇德八年（1643年）五月，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一行离沈时，他亲自送到演武场，设大宴饯行，命多尔衮、阿济格等再送到永定桥，又设宴一次。太宗赠送达赖、班禅及使者一行极为丰厚的礼物，同时以察干格隆等为使，携带他的信，同藏使赴藏【《清太宗实录》，卷63，1~2页；卷64，19~23页。又，《东华录》，崇德七年十月、崇德八年五月。】。

　　西藏归向清朝，使明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清朝的方向转化。到这时，不仅整个东北、北部（蒙古）已纳入清朝的版图，而且地居辽远的西南也开始纳入清朝的政治势力范围。这就是说，太宗所得到的政治版图远远超过了在实际上领有的疆土，它把明朝紧紧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使它真正成了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正当清太宗雄心勃勃西进，旌旗直指宁远、山海关时，突然的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然而，他与其父努尔哈赤及诸兄共创、并由他亲手加固的大业却有着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他去世还不到一年，明朝这棵“大树”一朝仆倒，清军十万铁骑奔流进关，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北京。从此，我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五章一个帝王的思想作风

　　5.1，素朴的天道观

　　一、“皇天无亲”

　　在中外历史上，大多数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往往又是哲学家、思想家。这不是说他们主观上要使自己对哲学有所建树，而是客观实践提出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释，或者说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和原则，首先要找到其理论依据，从而证明其正确性。这样，那些大政治家、军事家的思想不能不进入哲学的广大领域，接触到诸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等哲学的基本问题。清太宗的一生，有着极为丰富的政治与军事实践，而且又处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激烈斗争的时代，他所产生的战略与策略思想不能不求诸于理论即哲学的帮助。因此，他在制定每项政策或策略时，总是从理论上给予阐发，显示了这位政治家的深邃的思想。

　　问题还得从“天”谈起。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天”从来就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同“天”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不断探讨对“天”的认识和理解，成为哲学上经常争论的命题。对“天”的种种不同解释，是区分唯物和唯心两种思想体系的显著标志之一。

　　满族人对天是很敬畏的，有拜天祭告的风俗习惯【郑天挺：《探微集》，《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太祖时，“拜天”活动已纳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太宗时，更加推崇上天，把“拜天”当成一项制度而严格遵守。在太宗看来，“天”是有意志的，是人间的最高主宰，它有权知道并监督一切人事。他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杀予夺听命于君者也”天下各国都是受天的命令建立起来的，各国统治者都是天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代表天意行使统治权。因此凡节庆、建国、新君即位，首先必须“拜天”，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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