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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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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严阵以待的清军从后面追击掩杀,事先埋伏在塔山、杏山等地的清军又在前面迎头痛击;太宗还派出数支清军分别到小凌河口西直抵海,绝其归路。到第二天黎明,只见“明兵窜走,弥山遍野,自杏山以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清太宗实录》,卷57,25页。以上参见王一元《辽左见闻录》。】吴三桂、王朴、白广恩、唐通、马科等及六镇残兵都溃入杏山城,张若麒从小凌河口乘船由海上逃走宁远。剩下曹变蛟、王廷臣两总兵和辽东巡抚丘民仰没有逃,撤入松山城,与洪承畴同守孤城。 太宗料杏山明兵必奔宁远,又遣精兵分别埋伏在高桥大路和桑噶尔寨堡,这是必经之地,所以在这里杀伤了大量逃离杏山的明兵。太宗又亲自来到高桥,指示多罗贝勒多铎率军继续设伏兵。二十六日,吴三桂、王朴等率残军出杏山,逃向宁远,遭清伏兵掩杀,两人仅以身免,短短几天工夫,歼灭明兵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清太宗实录》,卷57,29页。】 但是,这场战役还没有最后结束。明兵主帅洪承畴还有万余人同他坚守松山城。太宗已移营松山近前,缩小包围,再掘壕以困之。松山城地形是四周缘高,中间偏低,其状如一个大锅,城就建在锅底部的一块台地上,据说因北面有一松山,故取城名松山。从现存的遗址看,它是宽长各约三百多米的一座方城,城墙也不算高厚。太宗仍然围而不攻,静待城内粮尽援绝。九月,因宸妃病重,太宗离松山,返回盛京,从此他就再没有回前线。围松、锦的军务全委给杜度、多铎、阿济格、阿巴泰等诸王贝勒。 到第二年(崇德七年)二月,守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做内应,于十八日夜引清兵登城,第二天擒获总督洪承畴。至今,据当地百姓传说,在南城冈有洪乘马逃跑时“马失前蹄处”,洪因马绊倒而被捉,其余诸将官曹变蛟、丘民仰、王廷臣等都被俘,不屈而死。后根据太宗的命令,“萨穆什喀率领步兵将松山城毁如平地”。【《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松山一破,锦州军心瓦解,“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东华录》,崇德七年三月。】朝廷无力救援,三月八日,迫于无计可施,献城投降。围锦州整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不战而克。清兵进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各家财物被清兵“收取一空”【《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接着,四月九日,清军用红衣炮轰开塔山,歼城内明兵七千。二十一日,炮轰杏山城,明将开门请降,收降人口六千八百余。从此,关外四座重要城堡已全部落入清军掌握之中。 太宗指令将祖大寿、洪承畴带到盛京。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许多大臣将领要求处死他,但太宗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了他十余年,使祖大寿深为感动,诚心诚意投降了清朝。而说降洪承畴却是费了不少口舌。起初,他坚决不降,还骂不绝口。太宗派范文程劝降,他还是骂,文程仍善言安抚,并与他谈论古今事,恰巧房梁有积尘落到洪的襟袖上,他几次轻轻将尘拂去。文程回来报告说:承畴不会死的,他如此爱惜衣服,更何况对自己的生命呢!后轮番派文臣去劝说,洪也不答一句话。 于是,太宗亲自到洪住的地方去看望,脱下自己身上的貂裘给他穿,慢慢说道:“先生不会感到冷吧?”洪茫然望着太宗,看了许久,叹了一声:“真命世之主也!”这才叩头请降。太宗高兴得不得了,当天就赏赐他很多东西,在宫中陈百戏以示庆贺。诸将很不高兴,都觉得优待过分,说:“洪承畴是被捉的一名囚犯,皇上为何待他这样优厚?”太宗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究竟为了什么?”大家说:“想得中原呵!”太宗笑了,说:“比如行人,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一个引路的,我怎么不快乐呢!”众将听到这里,都心悦诚服【《啸亭杂录》,卷1、卷8。】。 松锦战略决战,是清取得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是清政权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相持阶段的结束,清军转向了战略进攻,为不久的将来进关开拓了胜利之路。这次战役,无论是规模、激烈程度以及对明朝的打击,都可以同萨尔浒战役相比拟。两次大战,明兵均遭惨败,前次以分兵四路败,这次以合兵松山而败。军事上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统全军而注之孤危之地(指松山),首尾全无顾应”【《国榷》,卷97。】,太宗致胜,其根本一条,即断粮道,掘壕筑垣,坚持围困。经此次战役,明朝精兵已尽,山海与宁远更加孤立,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了。 二、最后的喜悦 在松、锦决战胜利进行的时候,每次传来捷报,照例沈阳城八门击鼓,向人们报告清军在前方打了胜仗的喜讯【《李朝实录》,仁祖,卷43,386页。】。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鼓声,原先“沈中人颇有忧色”的不安心情一扫而光【《沈阳日记》,412页;《李朝实录》,仁祖,卷42,373页。】,代之以兴奋和欢欣鼓舞,外藩诸蒙古、朝鲜,纷纷上表称贺,尤其是清朝上层统治集团更是欣喜若狂,以为大业成功就在眼前。因为不只是他们,就连一般稍有点头脑的人,也从这次决战看清了明清交替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他们以前还对明朝实力多少存有某种迷信,那么,经此一战,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心理已彻底破除了。一向密切注视明清斗争前途的朝鲜,此时也看透了“中朝(指明朝)之运,亦已衰矣”【《李朝实录》,仁祖,卷43,386页。】。由于受到巨大胜利的鼓舞,清朝“诸王将帅,争请直取燕京”【《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三”。】,而汉官们的心情尤为迫切。大概他们还是思念故土,盼望早日打回老家去吧。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松、锦决战刚结束,固山额真墨尔根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梅勒章京祖可法、张存仁等一齐向太宗奏言: ……今天意归于皇上,大统攸属,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一时俱为我有,明国人心摇动,燕京震骇。惟当因天时,顺人事,大兵前行,炮火继后,直抵燕京而攻破之,是皇上万世鸿基,自此而定;四方贡篚,自此而输,上下无不同享其利矣。倘迁延时日,窃虑天时不可长待,机会不可坐失。况山东之行,燕京一带空虚,我兵所行,无不收服。若再缓行,其地已为“流贼”劫掠殆尽,地方残毁,所关岂浅鲜哉!臣等以为不如率大军直取燕京,控扼山海(关),大业克成,而我兵之饶裕,不待言矣【《清太宗实录》,卷62,13~14页。】。 太宗看了奏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 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关)?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清太宗实录》,卷62,14~1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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