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70)

七〇

　　太祖创制八旗，把女真人编入八旗组织，对满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凡入旗籍的，都是满族的正式成员。在太祖时期编入八旗的称“佛满洲”，汉语又称“老满洲”，而在太宗时期编入八旗的，则称为“伊彻满洲”，汉语又称为“新满洲”【西清：《黑龙江外纪》，卷3，满语称旧为“佛”，称新为“伊彻”。】。太宗即位后，随着国势日隆，疆土日广，满族共同体也得到了迅速扩大，这就是在继续接纳女真族之外，还吸收了其他民族加入，把来自不同血缘的各族人们都汇集到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成为满族的新成员即“新满洲”。新、老满洲的区别，正好显示了满族发展史上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太宗时期，满族共同体是伴随着后金（清）不断征抚而迅速扩大的。从太祖到太宗，收服诸部往往迁其家属（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住于盛京，编入牛录，选其青壮年披甲入伍，使满族的新成员不断增加。太宗继太祖之后，多次对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及黑龙江流域用兵，获取了大批人口和壮丁。请看下列数字：

　　征东海瓦尔喀部：

　　天聪元年（1627年），第一次用兵朝鲜，瓦尔喀在其国内的二百余户来归；

　　天聪五年（1631年），获男女二千余人；

　　天聪七年（1633年），获男女老幼一千九百五十余人；

　　天聪九年（1635年），获壮丁五百六十人、妇幼五百九十人；

　　天聪十年（1636年），获一千三百余人；

　　崇德元年（1636年），获男妇八百余人。

　　征黑龙江虎尔哈部：

　　天聪八年（1634年），获男妇幼小一千九百五十人；

　　天聪九年（1635年），获七千三百零二人，收编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

　　崇德五年（1640年），获男子三百三十六人，归降男子四百一十九人；

　　崇德七年（1642年），招降男妇幼小一千四百余人；

　　崇德八年（1643年），获男妇幼小三千七百零三人。

　　征（黑龙江）索伦部：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获人丁六千九百五十六人；五月，有三百三十九户来降；十二月，获男妇九百余人；

　　崇德六年（1641年）该部一千四百七十人归降以上统计数字皆据【《东华录》，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

　　以上仅举其重要的事例，小规模用兵以及各种原因前来投顺的少量人口末计在内。从地域来看，这些被获取或归降的人们来自乌苏里江及其以东的滨海地区、黑龙江（包括松花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麦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一书说满族的形成仅是建州女真，其“凝集地”仅限于建州地即辽东一隅之地，这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捏造。】。从民族成分看，除了散居边区的女真余部，更多的是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使犬部）、鄂伦春族（使鹿部）及蒙古族（厄鲁特蒙古）等各民族中的很多人被纳入到满族共同体之内。太宗认为，黑龙江流域所居各族人民同满族是一个祖先，语言相同。

　　因此，在太宗看来，毫无疑问他们是满族的当然成员。于是凡俘获的人口和归降的都编入牛录。例如，清军入关前，在松花江下游、牡丹江流域至乌苏里江一带居住着呼尔哈部的八个氏族，即后来称赫哲族的一部分：巴牙喇、脱科洛、努牙喇（或写作拏耶勒、禄耶勒，又写作诺雷、闹雷等）、黑叶、马尔遮赖（也写作墨尔哲勒）、科尔佛科尔、克宜克勒、库萨喀里（或祐什哈里）【《清太宗实录》，卷58，22页。《黑龙江志稿》，卷2，51~52页。】。

　　这些氏族分别在天聪、崇德年间被招抚。其中巴牙喇、脱科洛、马尔遮赖、科尔佛科尔等氏族全部编入八旗，成为八旗满洲氏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38、39、52分册。】。像祐什哈里氏族，于崇德三年（1638年）被招抚后，分别被编入镶白旗、镶黄旗、正白旗；居于黑龙江下游的乌扎拉部也是赫哲族的一个古老氏族，于天聪六年（1632年）来归，编入镶白旗、正蓝旗、正黄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30分册。以上参见《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141页，1981年1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属于索伦部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崇德五年，有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分隶满洲八旗，编为牛录【《清太宗实录》，卷52，12页。】。此后，有三百三十七户共壮丁四百八十一人归降，被安置在乌库玛勒等地，分编入旗【《清太宗实录》，卷51，32页。】

　　太宗比他的父亲更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症结之所在，他一即位，就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制定“离主条例”，推行新的剥削方式，大量地解放奴隶，从而使旧的生产关系得到改变，最终导致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得以确立起来。所有这些都为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开拓了道路。

　　同太祖一样，太宗极为重视发展经济，尤其注重农业生产。他刚即位，即使军政大事非常紧张，他也注意到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制止滥用民力，停止各种非生产性工程，以便让农民把主要力量用于农业生产。他父亲在位时，搞非生产性工程过多，百姓负担甚重。连江官李栖凤也批评太祖“惟频岁役民筑城，此毁彼建，不得休，民未必无怨。”【《清史稿》，卷239，“李栖凤传”。】

　　因此，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他发出第一道关于加强农业生产的谕旨，下令停止各项非生产性工程，说：“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修城郭边墙，因事关国家安全，故劳民力役，这也是不得已，朕深为同情。现在已修缮完工，此后如有颓坏的地方，只许修补，不再重新兴建，以珍惜民力，专注农业，重视根本。其村庄土地，各旗分拨已定，今后不要随意更换移动，可使百姓士卒各安本业，不要荒废耕种。如果各牛录所居之地，属于低洼地不堪耕种，愿意迁移的，听其自便【《清太宗实录》，卷1，9~10页。】。他特别提示各牛录章京等基层官吏要倍加珍惜民力，如有“滥用民夫，致妨农务者，该管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俱治罪”。【《清太宗实录》，卷23，3页。】

　　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训诫诸贝勒大臣：“我国当竭力耕织，衣食足，又何求乎？缎帛者，粉饰之物也，虽无何伤我！”【《东华录》，天聪三年六月。教育他们要把男耕女织作为主要生产部门，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天聪四年（1630年）春，正当春播季节，太宗“命汉民乘时耕种，给以牛具。复榜示归顺各屯，令各安心农业。”【《清太宗实录》，卷1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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