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68)

六八

　　太祖去世后，继续实行这种制度，太宗不得不与三大贝勒及其他旗主贝勒共议国政，凡事不能自专。他们为了本旗和自身的权益，自行其是，甚至以拥戴之功，要求太宗给予更多的权利。太宗处处受到诸王贝勒的“掣肘”，遇事总是迁就。例如，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太宗率军征明，行军至中途，代善、莽古尔泰竟让诸贝勒大臣停在外面，两人进御幄力阻进军，以“劳师袭远”为兵家所忌，要太宗班师。太宗左右为难，一时竟不敢做主，默坐营帐中，闷闷不乐。为了实行既定的作战计划，清太宗动员起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说你们既然知道这次行军有如此诸多不利，为什么缄默不语，使我远涉至此。

　　清太宗的激将法点燃了岳托等人忠君的热忱，他们表示支持和拥护太宗，反过来向代善、莽古尔泰施加压力，二人被迫改变主意，太宗才得以下令继续进军【《清太宗实录》，卷5，24~26页。】。由此可见，三大贝勒及诸贝勒具有左右局势的实力和影响。所以，太宗“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这种八旗旗主联合主政的体制，造成皇权分散、王权独立，太宗与诸王贝勒主要是与三大贝勒的矛盾和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太宗初立，只能暂时维持这种共同主政的局面。但他逐步采取实际步骤，不断削弱直至消除各种对立的势力。

　　首先，太宗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把在八旗中权力大的诸王贝勒的权力向下分散。太宗对官制的大幅度改革，实际就是力图削弱诸王贝勒主要是三大贝勒的势力。他暂沿旧制，仍在每旗设总管旗务大臣一员，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这一措施等于从诸王贝勒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利给总管旗务大臣，从而打破他们垄断权利、左右局势的局面。太宗还于每旗各设佐管旗务大臣二员，调遣大臣二员，各分掌一旗的某方面事务，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诸王贝勒独掌一旗的权利，并使他们处于众多参政人员的监督和互相牵制之中。

　　其次，在管理国家，处理行政事务中，太宗也采取了削弱诸王贝勒的有力措施。天聪五年（1631年）初设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部院事。到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停王贝勒领部院事，其权利再次削弱。

　　再次，太宗集中力量，不失时机地来削除三大贝勒的势力。天聪三年（1629年）二月，太宗以关心三大贝勒操劳过度为名，削去他们每月轮流执政的大权。他说：“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倘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三大贝勒皆称‘善’。遂以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清太宗实录》，卷5，3页。】

　　太宗即位后，仍循太祖定制，让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每月轮流值政，现在借口诸兄烦劳与不便，免去“分月掌理”，让弟侄辈诸贝勒代替他们每月执政。这些晚辈人名为掌政，实际不能不听命他们的长辈太宗。三大贝勒没有理由拒绝太宗的这种说来冠冕堂皇的关怀和照顾，也只好称“善”。但这样做，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三大贝勒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太宗便抓住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误加以打击。早在太宗初即汗位时，阿敏就以拥立为大功，要挟太宗同意他“出居外藩”，自成一独立王国，太宗当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心里对他也产生了不满【《东华录》，崇德四年八月。】。

　　这次因丢失新占领的永平四城，太宗首先拿阿敏开刀。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太宗亲统大军伐明，先后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城【永平（今卢龙）、滦州（今滦县）、遵化（今仍名）、迁安（今仍名），均在今河北省东北，地近辽宁省境。】。次年二月，太宗东归时，留下阿巴泰等部分王贝勒戍守永平等四城。三月初，太宗回到沈阳，命阿敏和硕托率兵五千替换阿巴泰前去守卫。这时，明主帅孙承宗调集各路兵马大举反攻。

　　五月九日，他指挥华州监军道张春等十余员战将、数万兵马围攻滦州。阿敏等惊慌失措，没作任何抵抗，就下令撤退，弃城逃跑。逃前，下令屠城：已归降的汉官巡抚白养粹以下十余人连同全城百姓全部死于八旗兵的屠刀之下，并将城中财物抢掠一空，仓皇逃去。太宗离永平前，曾当面训谕诸王贝勒：“宜严饬军士，毋侵害归顺之民，违者治罪。”【《东华录》，天聪四年二月。】阿敏却毫无顾忌，不计后果，血洗全城，给后金造成了政治上的严重影响，直到此后围攻大凌河城时，明兵就以阿敏屠城为戒，坚持不降，后果实在严重。

　　太宗得知阿敏逃归，十分震惊。他先治诸将之罪，然后追究阿敏弃城逃跑的责任。六月七日，他召集诸贝勒大臣，宣布阿敏罪状，共十六条，以丢弃永平、肆杀降民为最大，平时他违法种种事实也都揭发出来。经众议，都认为应处死。太宗不忍心，改为免死，处以幽禁。

　　继阿敏被贬之后，莽古尔泰也因与太宗口角而被打了下去。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当大军围攻大凌河城时，有一天，太宗离开营帐，来到城西山冈，视察城内动静。这时，他的五兄莽古尔泰走上山冈，报告说：“昨天战斗，我旗将士被杀的很多。摆牙喇兵有随阿山出哨的，也有随达尔汉额驸营的，是否应送还我旗？”太宗说：“朕听说你所部每有派差往往违误。”莽古尔泰不服，顶了一句：“我所部凡有差遣总是比别人多得多，何曾违误？”

　　太宗见他顶撞，很生气，说：“果是如此，就是诬告，朕严加追究。如果揭发是事实，就将受差遣的人置于法。”说完，太宗的红脸膛显得更红了，带着怒气准备上马下冈。这时，莽古尔泰毫不相让，紧接着说：“皇上应从公说明白，为什么独与我为难？只因你是皇上的缘故，我才一切承顺，然而你却仍不以为足，是想杀我吗？”说着，对着太宗一手抓住腰间的佩刀柄，连连注视、抚摸……这一举动非同小可，敢在汗面前欲动刀刃，这在当时就被视为大逆不道。但站在太宗左右的侍卫无动于衷，不以为然。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把他与太宗只当作兄弟争吵，没有看成是君臣关系；另一方面，莽古尔泰自恃为太宗的兄长，虽尊其弟为汗，然而内心却也没放在心上。他从本旗的利益出发，认为太宗没有关照，便借机发泄心中不满。据他事后讲，因为喝醉了酒，不免莽撞。

　　当时在场的同母弟德格类看到其兄胡作非为，大声斥责：你这个举动大逆不道！一边说，一边举拳打去。莽古尔泰把怒气转向德格类，怒骂：“蠢物，你敢打我？”说着，竟拔刀出鞘五寸许。德格类上前把他推到一边。代善看到这情景，狠狠地说：“如此悖乱，还不如死！”太宗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坐到原位上。过了一会儿，他下冈回到营帐，愤愤地对诸贝勒将领说：“莽古尔泰幼时，父亲对他不曾与朕一体抚育，因一无所给，所以朕推食解衣待他。后来为取悦邀宠于父亲，他竟杀害自己母亲。父亲因此令抚养于德格类家，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今天莽古尔泰为何侵犯朕？朕思人君虽甚英勇，决无自作夸诩之理。朕惟留心治国，就像乘一匹劣马，朕只有谨身自恃，为何轻视朕至如此地步？”接着，太宗怒责众侍卫：“朕恩养你们有何用？他露刀欲犯朕，你们为何不拔刀跑到朕前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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