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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毛文龙被杀后,清太宗头脑里产生了一个非常大胆而冒险的想法: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突袭京师,来个调虎离山,将袁崇焕“调”到京师,将其除掉。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距毛文龙被杀后三个多月,太宗亲率十万大军绕道进关。由喀喇沁部台吉布尔葛都做向导,出沈阳,西北行,经都尔鼻(辽宁彰武),进入今内蒙古科尔沁地,至青城扎营。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不同意深入明境,认为“劳师袭远”,处境危险,要太宗班师。争论到半夜,还没有定下来。太宗很不高兴,对诸贝勒说:“我谋既隳,又何待为?”【《清太宗实录》,卷5,25页。】“密谕之曰:‘我已定策……’”【《清太宗实录》,卷5,25页。】。太宗说的“定策”,就是利用这一迂回进攻,除掉袁崇焕魏源:【《圣武记》,卷1。】。后来进兵北京,施反间计都证明了这一点。

  十月二十日,在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之后,大军于深夜开拔,二十四日达老河(即老哈河),太宗“各授以计,分兵前进”【《清太宗实录》,卷5,26页。】,从喜峰口突入塞内。明在宁、锦布防重兵,而山海关以西的城垣颓落,军武废弛,对后金兵毫无设防。所以太宗率大军一到,连下马兰峪、汉儿庄、潘家口、洪山口诸边城,合军围重镇遵化。山海关总兵、著名将领赵率教闻警,急驰入援,与阿济格对阵,被斩于马下,明兵大败。遵化城陷,巡抚王元雅上吊自杀。太宗留下参将英额尔岱、游击李恩忠、文馆范文程统八百兵守遵化,自率大军趋北京。京师得报,立即戒严。袁崇焕自宁远急驰山海关,调集所部扼守各处要地,率军进关应援。

  他昼夜兼程,于十一月九日抢先进驻蓟州,而太宗率大军迟至十二日才抵此城。太宗对袁军如此神速不胜惊讶。但他早有成算,回避交锋,趁袁军不注意,迅速离蓟城西进。袁崇焕侦知后金兵西去,急率军尾后追赶。后金兵一路连下玉田、三河、香河诸城。太宗于十五日驻营通州,袁军已抵河西务(今香河南、运河西岸)。距通州城不到半日程。袁崇焕打算直接进京师。他还在蓟州时,朝廷已听到说他导金兵入内地的流言,就下令袁不得过蓟州一步。他却不明白这里边的真意。

  副总兵周文郁建议:不宜入京,后金兵在通州,明兵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寻机进兵,易攻则战,如敌人防守严密,则乘隙进攻,这是万全之策【《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袁崇焕不听。在这里,袁崇焕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该让后金兵毫无阻挡地直入北京。如果他调集大量兵力在通州与北京间,筑一道防线,至少可延缓后金兵进军的时间。但他从蓟州尾随其后,到通州不与敌战,眼看着让后金兵直趋京师,以至惊扰都人,怨言四起,使太宗得以乘机设反间计,招致杀身之祸。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抵左安门,后金兵前哨也抵城下,引起舆论大哗,都说“崇焕召(招)敌”,崇祯不能不有所动心【《国榷》,卷90。】。二十日,后金兵蜂拥而至,在德胜门外,太宗亲自指挥,与明援兵展开了激战,互有杀伤。袁崇焕与其部将祖大寿等屯兵广渠门,后金兵来攻,袁军力战,后金兵稍却。二十二日,后金兵徙营,屯南海子。

  袁崇焕到京后,崇祯几次召见他,赏赐甚厚。他再三要求允许他的部队进城休息,崇祯就是不同意,相反,满桂的兵却获准进城。可以看出,崇祯对他起了疑心。袁崇焕无法,只好驻营城外,陈兵城东南隅。太宗令部队列阵,接近明兵结营,他亲自察看一番,回营部署密计。后金兵抵京时,俘获明朝二名太监,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达海等监守。太宗授意高、鲍两人按计行事。他俩夜里回营,坐近两个太监睡觉的地方,故作耳语,说:“今天撤兵是汗的大计。刚才看见汗单独一人,面向敌营,营中走出两人来见汗,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才走,大意是,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以马上成功。”

  有个姓杨的太监假装入睡,把高、鲍两人的耳语全都记在心里。二十九日,高、鲍故意放跑杨太监,他以重大军情进见崇祯,向他报告袁崇焕通敌的绝密情报。崇祯对此不再有任何怀疑【《清太宗实录》,卷5,43~44页。】。十二月一日,崇祯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入见,质问袁杀毛文龙及进京逗留不战两事。本来,崇祯此人疑心大,对袁擅杀大将毛文龙早就深怀疑忌,现在,他把杀毛文龙与通敌联系起来,再加上袁崇焕一向力主和议,就断定他纵敌进京,迫朝廷订城下之盟,于是便问成了叛国的大罪。

  袁崇焕一时无法分辩,崇祯立即命锦衣卫将袁逮捕,投入监狱【《国榷》,卷90。】。魏忠贤的余党王永光、高捷等人乘机谋兴大狱,交章上疏,必欲将袁崇焕处死。官民百姓都误认为他通敌,没有一个人替他说情的。至次年八月,崇祯将袁崇焕判处最残酷的磔刑,就是俗话说的,千刀万剐,死得极惨。据说处刑后,许多人都争食其肉,以泄心中之愤。袁死后,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袁崇焕被捕后,部将祖大寿惊惧异常,率军东走山海关。袁军听说主帅被拿问,立时走散了一万五千余人。崇祯急令满桂总督入卫京师的各路援军。满桂是蒙古人,十分骁勇敢战。他率步骑五千,于十七日大战永定门外,寡不敌众,被后金兵击溃,战死于阵中,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俘,投降了后金【《明史》,卷271,“满桂传”。】

  这时,后金诸将争请攻城。太宗笑着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昭梿:《啸亭杂录》,卷1。】十二月末,太宗留下一封致崇祯的请和的信后,率军离京东归,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留兵据守,其余众军都随太宗返回沈阳。

  清太宗率军进围北京,是后金兵进关的第一次大演习。它不仅使这支铁骑得到长途行军作战的训练,而且也获得了与明朝主力会战的经验,因而增强了夺取全中国的雄心。太宗利用这次进兵,巧妙地施展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死他最嫉恨的袁崇焕,为后金铲除了一个劲敌。在当时和其后很长时间,人们一直认定袁崇焕资敌通敌,死有余辜。直到清入关后修清太宗实录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袁崇焕冤死才得以昭雪。太宗设间杀袁崇焕,再联系到袁崇焕妄杀毛文龙,这一套纵横捭阖可称为“连环计”,适足以显出太宗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军事和政治本领。

  三、大凌河围城战

  清太宗率大军东归不久,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督理军务,重新组织力量,只用十几天工夫,就收复了后金兵占领的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拔除插在京师脊背上的四颗钉子。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以后,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东出巡关,准备重新整备关外的防务。辽东巡抚丘禾嘉提出应修复广宁、义州、右屯。孙承宗认为,广宁离海一百八十里,距辽河一百六十里,陆上运输很难。义州地方偏居一隅,离广宁远,一定得先占有右屯,聚兵积粟,才能渐渐逼广宁。但右屯城已被摧毁,修筑后才能守。筑此城,敌兵一定会来攻,所以又必须恢复大、小凌河两城,以接连松山、杏山、锦州等城【《明史》,卷261,“丘禾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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