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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太宗比他父亲更深刻地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所处环境的险恶。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主要靠强悍的八旗兵东征西讨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但太宗认识到,单靠“以力服人”即军事手段未必全部奏效,他要使“人心悦诚服”,除了必要的军事征讨,还要靠政策,从政治上、策略上解决问题。

  因此,他即位后,和诸贝勒大臣、汉官们深入地讨论了后金、明朝、蒙古、朝鲜的形势,听取他们陈述的各种政见。天聪二年(1628年),八月,有一份佚名奏本,很有代表性,它深刻地分析了后金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奏本从分析形势入手,写道:兵法说得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首先应当了解各个方面的“大势大局”。那么,南朝(指明朝)是什么形势呢?“西夷”(指蒙古)是什么形势?朝鲜是什么形势?我国又是什么形势呢?现在面临的形势如何?而将来的形势又怎样发展?如何行动才算得策?如何行动为失计?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图霸制胜”的一个关键问题。

  接着,奏本详细分析了明朝内部的形势,说:南朝已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上下欺骗,贿赂公行,到万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国家纪纲严重败坏。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辽河以东,已成破竹之势,但举足不前,中止征伐,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万历之后,泰昌(明光宗)继位才一个月,便传给天启(明熹宗),在位仅七年,如今崇祯(明毅宗)刚嗣位,此人贤否,还不得而知,而宁远前线的军事态势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财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野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兵却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间未到,不能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

  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一久,它就会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机进攻,破竹长驱,天下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卑骄利诱之术”。再有一策,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即“自固”的上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权达变,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统统罢官,虽“师老财匮”,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这实在是计出万全之策啊!

  奏本还谈到了对蒙古的政策,认为它“素无纪纲,无大志”,不过是贪图小惠小利,只要“善为之抚驭可也”。谈到朝鲜时,认为它僻处海隅,没什么财富,君臣之间,拘拘守礼。因此,后金可以与它交往,或先放置一边为上策【以上原文见国立中央研究院辑:《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48页。】

  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议论滔滔,纵横古今,把问题论述得十分明晰透彻。读其文本,奏议者不仅熟知历史典故,对明朝内情也了如指掌。虽为佚名之奏,也可断定必出自汉官。归纳他的建议,这就是对明朝采取和谈与自固二策;对蒙古不宜过多用兵,应取“抚驭”之策;对朝鲜亦取交往或置而不论。对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对明最为重要,关系到全局和后金的胜败存亡。

  努尔哈赤时,对明朝只有军事进攻,没有进行和谈,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固”的问题。这个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谈”,是一个策略,在和谈的掩盖下,争取时间,在各个方面加强自己,巩固在辽沈的根据地,迅速富国强兵,就是“自固”。同时,利用和谈,装出卑下的姿态,麻痹明朝,促使其内部不攻自乱。时机一到,便“破竹长驱”,天下可定。老谋深算的汉官范文程和宁完我、马国柱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而入,可以得志。”【《清史稿》,卷3,“清太宗本纪”,39页。】他和佚名奏本稍有不同的是,主张不能放弃军事进攻,要边谈边打,以攻为守。

  清太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同时使用军事力量,对明展开了积极地进攻。另方面,他采取各种措施,改进后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和谈与自固结合起来,伴之以军事进攻,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这可以说是太宗作出的方针大计。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指导原则。到天聪九年,形势的发展变得对后金十分有利,许多汉官纷纷倡言,力主直取燕京,但太宗不为所动。他说:“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但图大事,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又说:“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厪念者也。”他指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讨论,将结果报告给他【《清太宗实录》,卷22,22~23页。】。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善于摘取臣下的合理建议,同时又使自己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这正是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无诚意的和谈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各友好国家纷纷派使者前往沈阳吊唁。十月,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也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镏南木座)等三十四人来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举动,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并无吊死问疾的交谊。原来,袁崇焕此举却别有打算。自从他守宁远击败后金兵,深受朝廷信任,累次升迁。这时,朝廷废除经略,把山海关内外的防务全数交给他负责。他一意要恢复关外失地,很想探听后金的虚实。正好努尔哈赤去世、太宗即位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他名为吊唁,实则是借机刺探后金内部军政情报。太宗也有清醒的头脑,他完全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来个将计就计,对这些来客热情地款待,处处表现大方,财用丰盛。

  这时,恰好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扎鲁特部落凯旋归来,太宗有意要让明使观看他的军容之盛,邀请他们随同他出迎十五里,阅示胜利战果,还赏给李喇嘛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傅有爵一行在沈阳住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临走时,太宗派方吉纳、温塔石带七个人随明使去宁远,回访袁崇焕,献上貂、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大意是:你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祝贺新君即位。我岂有他意,你既以礼来,我当以礼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谢。关于两国和好之事,我父汗往宁远时,曾给你致书,要求将此信转达给你们的皇帝,但至今未见答复。你们如对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两国和好,我才考虑表示我的态度【《清太宗实录》,卷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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