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42)

四二

　　太宗比他父亲更深刻地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和所处环境的险恶。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主要靠强悍的八旗兵东征西讨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但太宗认识到，单靠“以力服人”即军事手段未必全部奏效，他要使“人心悦诚服”，除了必要的军事征讨，还要靠政策，从政治上、策略上解决问题。

　　因此，他即位后，和诸贝勒大臣、汉官们深入地讨论了后金、明朝、蒙古、朝鲜的形势，听取他们陈述的各种政见。天聪二年（1628年），八月，有一份佚名奏本，很有代表性，它深刻地分析了后金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奏本从分析形势入手，写道：兵法说得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首先应当了解各个方面的“大势大局”。那么，南朝（指明朝）是什么形势呢？“西夷”（指蒙古）是什么形势？朝鲜是什么形势？我国又是什么形势呢？现在面临的形势如何？而将来的形势又怎样发展？如何行动才算得策？如何行动为失计？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图霸制胜”的一个关键问题。

　　接着，奏本详细分析了明朝内部的形势，说：南朝已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上下欺骗，贿赂公行，到万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国家纪纲严重败坏。先皇帝（指努尔哈赤）席卷辽河以东，已成破竹之势，但举足不前，中止征伐，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万历之后，泰昌（明光宗）继位才一个月，便传给天启（明熹宗），在位仅七年，如今崇祯（明毅宗）刚嗣位，此人贤否，还不得而知，而宁远前线的军事态势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财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野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兵却每每攻不下。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间未到，不能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

　　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一久，它就会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机进攻，破竹长驱，天下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卑骄利诱之术”。再有一策，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即“自固”的上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迂腐而不知通权达变，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统统罢官，虽“师老财匮”，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这实在是计出万全之策啊！

　　奏本还谈到了对蒙古的政策，认为它“素无纪纲，无大志”，不过是贪图小惠小利，只要“善为之抚驭可也”。谈到朝鲜时，认为它僻处海隅，没什么财富，君臣之间，拘拘守礼。因此，后金可以与它交往，或先放置一边为上策【以上原文见国立中央研究院辑：《明清史料》甲编首本第一本，48页。】。

　　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议论滔滔，纵横古今，把问题论述得十分明晰透彻。读其文本，奏议者不仅熟知历史典故，对明朝内情也了如指掌。虽为佚名之奏，也可断定必出自汉官。归纳他的建议，这就是对明朝采取和谈与自固二策；对蒙古不宜过多用兵，应取“抚驭”之策；对朝鲜亦取交往或置而不论。对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对明最为重要，关系到全局和后金的胜败存亡。

　　努尔哈赤时，对明朝只有军事进攻，没有进行和谈，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固”的问题。这个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谈”，是一个策略，在和谈的掩盖下，争取时间，在各个方面加强自己，巩固在辽沈的根据地，迅速富国强兵，就是“自固”。同时，利用和谈，装出卑下的姿态，麻痹明朝，促使其内部不攻自乱。时机一到，便“破竹长驱”，天下可定。老谋深算的汉官范文程和宁完我、马国柱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而入，可以得志。”【《清史稿》，卷3，“清太宗本纪”，39页。】他和佚名奏本稍有不同的是，主张不能放弃军事进攻，要边谈边打，以攻为守。

　　清太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同时使用军事力量，对明展开了积极地进攻。另方面，他采取各种措施，改进后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和谈与自固结合起来，伴之以军事进攻，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这可以说是太宗作出的方针大计。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指导原则。到天聪九年，形势的发展变得对后金十分有利，许多汉官纷纷倡言，力主直取燕京，但太宗不为所动。他说：“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但图大事，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皆新来归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其何以克成大业？”又说：“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抑不追而竟攻京城，或攻之不克，即围而守之乎？彼明主若欲请和，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此朕之时为厪念者也。”他指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讨论，将结果报告给他【《清太宗实录》，卷22，22~23页。】。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善于摘取臣下的合理建议，同时又使自己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这正是他获得巨大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无诚意的和谈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各友好国家纷纷派使者前往沈阳吊唁。十月，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也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镏南木座）等三十四人来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举动，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并无吊死问疾的交谊。原来，袁崇焕此举却别有打算。自从他守宁远击败后金兵，深受朝廷信任，累次升迁。这时，朝廷废除经略，把山海关内外的防务全数交给他负责。他一意要恢复关外失地，很想探听后金的虚实。正好努尔哈赤去世、太宗即位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他名为吊唁，实则是借机刺探后金内部军政情报。太宗也有清醒的头脑，他完全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来个将计就计，对这些来客热情地款待，处处表现大方，财用丰盛。

　　这时，恰好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扎鲁特部落凯旋归来，太宗有意要让明使观看他的军容之盛，邀请他们随同他出迎十五里，阅示胜利战果，还赏给李喇嘛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傅有爵一行在沈阳住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临走时，太宗派方吉纳、温塔石带七个人随明使去宁远，回访袁崇焕，献上貂、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大意是：你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祝贺新君即位。我岂有他意，你既以礼来，我当以礼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谢。关于两国和好之事，我父汗往宁远时，曾给你致书，要求将此信转达给你们的皇帝，但至今未见答复。你们如对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两国和好，我才考虑表示我的态度【《清太宗实录》，卷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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