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全传(41)

四一

　　不难看出，太宗对国家机构尚未作大的变动，只是又增加了执政人员，把一部分新人吸收到上层统治的核心，扩大了政权的基础。所任命的大臣仍没有汉人参加。但是，太宗是个倾心于汉族文化的人，他非常注意、十分重视学习汉族的政治经验。在对国家机构进行大改革时，要求他的诸贝勒大臣“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高鸿中陈刑部事宜奏”。】，仿照明政府制度，设置国家各级机构。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太宗设文馆，命儒臣分两班：

　　巴克什达海和刚林等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和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东华录》，天聪三年四月。】。巴克什是对文臣的通称，后改称笔帖式，满语叫笔特赫达式。太宗优先设置文馆，给它规定了两项职能，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经验；一是记注本朝政事，目的是总结他执政的得失。这些都为他推进各项改革做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实际上，文馆成了他改革的咨询机关，任职的大臣便做了他的顾问。

　　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负责记录起居、撰拟诏令、编纂史书、庆贺表文、纂修实录，册拟功臣诰命等。内秘书院，负责撰写外藩往来书信、记录各衙门的奏疏及代汗起草对各官的指令。内弘文院，专门负责注释历代行事的好与坏、给皇帝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东华录》，天聪十年三月；又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内三院”，中华书局，1960年版。】。

　　是年六月（从四月起，改为崇德元年），更定内三院官制：内国史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东华录》，崇德元年五月。】。这些大学士、学士分别由满人、汉人、蒙古人担任。这是清代设大学士之始。清沿明制，不设宰相，而代之以大学士。大学士的权力很大，直接参加议定国家军政大计，掌握国家机密。内三院的设置实际上已取代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

　　继设文馆之后，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太宗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组织，设立六部，使国家机构趋于完善。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以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其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承政一员，承政之下各设参政八员，惟有工部参政设满人八员、蒙古二员、汉人二员。各部均设启心郎一员。做具体事务的官员笔帖式，各部“酌量事务繁简补授”【《东华录》，天聪五年七月。】。设立六部，明确了分工，提高了办事效率。这六部虽由贝勒主持，但他们必须对汗（皇帝）负责，这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崇德元年五月，太宗又设立都察院，与三院六部不相属，独立行使监察各部的职权。太宗授予该部院以很大的权力，上自皇帝、诸王贝勒，下至各部臣都可以劝谏、弹劾、纠察。

　　他指示都察院的官员说：“朕如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者逸乐畋猎、荒耽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抛弃忠良人任用奸诈、升迁官员不当，你们要直说，劝谏无隐。诸贝勒若果废弃事业，偷安为乐，或朝会时轻慢懈怠，部臣隐瞒不报，你们要指名参奏。六部断事不公及审狱迟缓，你们也要察明向朕报告。明朝弊政，在你们这样的衙门往往成为贿赂之所，你们务须互相防备检查。除了挟私仇诬告好人外，凡你们所奏，说得对的，朕立即批准照办；说得不对的，朕也不加罪你们。”【《东华录》，崇德元年五月。】

　　崇德三年（1638年）七月，设理藩院。它的前身是蒙古衙门。此机构专门负责蒙古方面的事务。这样，经过几年的改革、充实，便形成了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一套完整的官制，合称三院八衙门。就在这年，根据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人建议、太宗进一步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门官制：每个衙门设满人承政一员，以下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启心郎、主事等官，以满、汉、蒙古人参差充任。

　　很明显，上述一系列机构是仿照明制建立起来的。从一定范围讲，它们是明朝官制的翻版。但它和明制又不尽相同。后金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有本民族的创造，某些机构和名称又为明朝所没有，因而该政权的官制具有民族的特点。它吸收了大批汉官和蒙古人参加执政，这对努尔哈赤那时排斥汉人参政是一个大的突破，因而又具有满蒙汉贵族地主联合主政的性质。太宗对国家机构和体制的大幅度的改革，主要是在汉官们的建议和帮助下实现的，它是太宗实行封建化的重大成果，标志着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完成了向封建国家的过渡。

　　3.3，宏图远略

　　一、决定大计

　　清太宗即位不久，在汉官们的帮助下，制定了进取的战略方针。

　　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经数年征讨，疆土日益扩大，东南至鸭绿江，与朝鲜相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过辽河，与明朝相峙。后金正好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的形势。当时他把明朝当成主要的“敌国”，视蒙古、朝鲜为“内顾之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2页。】。为了征明的需要，他不惜“一时之劳”，“惟远大是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3页。】，他图谋的远大目标就是夺取明朝的天下。因此他坚持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再迁沈阳。他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鼻（辽宁彰武）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6页。】努尔哈赤看出了明朝、蒙古、朝鲜是他实现大业的障碍，而把明朝当成他的最主要的对手，明确表示要把对明的征讨进行到底。这些见解和大胆实践，表现了努尔哈赤具有战略家的目光。但他只是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尚缺乏细致的描绘，尤其缺乏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具体方针策略。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无论是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所采取的策略，对努尔哈赤的事业都有所发展。有一次，太宗带诸贝勒去看望他的哥哥代善，道出了他对整个形势的基本估量。他说：“皇考收服诸国，创立基业，留给了我们。如今，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都与我对立，而且哪个国家不被我征讨？天下之人谁不在图谋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努力图强，勉勤国政。”【《东华录》，天聪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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