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84)_苑书义

八四

　　英国公使萨道义供认，列强所以坚持严惩“祸首”，“字部分是报复性的，部分是作为今后的一种保证，因为它警告其他的人避免类似的过错。”所谓“警告其他的人”，首先是警告慈禧一伙，使其震慑于列强的淫威之下，甘心充当驯服工具。2月3日，奕劻、李鸿章与各国公使在英国公使馆举行会谈，讨论惩办“祸首”问题。李鸿章、奕劻要求坚持“分别重轻，尽法严惩”和“懿亲不加重刑”的两项原则，遭到各国公使的拒绝。2月8日，各国公使两次照会奕劻、李鸿章，一面要求严惩“祸首”：载勋赐令自尽，载漪、载澜应定斩监候，董福祥先夺军权、日后严惩，其余列名诸人一概斩决：一面要求为”惨罹大辟”的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5人“开复原宫，以示昭雪抵偿之意”。

　　在列强的要挟下，清廷于2月13、14日连发上谕，宣布加重惩办“祸首”，照奕劻、李鸿章所请，载勋赐自尽，载漪、载澜新疆监禁，毓贤正法，董福祥革职缓办，惟英年、赵舒翘加恩定斩监候，启秀、徐承煜先革职查明实据再予重惩，并开复徐用仪等5人原宫；强调“固邦交。保疆土”，厚颜无耻地表示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当帝国主义的奴才。但是，各国公使对于惩办“祸首”的“上谕”仍甚不满，瓦德西扬言将调兵出京攻击。这使李鸿章“陷于十分惊恐之状”。

　　2月17日李鸿章、奕劻危词电奏，声称“姑息数人，坐令宗社危亡，殊为不值。”第二夭，清廷鉴于列强“要挟甚追”，不得不曲徇所请，电谕奕劻、李鸿章，表示“现存诸人，即照前次（各国）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至再生枝节。”并定于21日降旨，24日惩办。惟要求将启秀、徐承煜“索回自行正法”。“已死诸人不再追咎”。清廷此举，使各国公使“完全满意”。瓦德西供认：扬言调兵出京攻击的目的在于“压迫威吓”清廷，并为这次军事讹诈的成功而颇感欣慰。

　　惩办“祸首”问题基本确定以后，赔款便成了中心议题。列强都想乘机榨取中国人民的脂膏，大发横财，其中以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德、法为尤甚，而在华拥有较多经济利益的英、美、日则一面进行勒索，一面又主张将赔款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以免过分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损害自身在华的贸易和经济利益。

　　它们基于各自利害的考虑，围绕赔款总额、赔偿办法、提高关税税率等问题，进行了勾心斗角的争斗。在此同时，清朝统治层中也发生了激烈争吵。4月19日法、德、英、日公使在德国使馆约见清方襄办和议的徐寿朋、那桐、周馥，讨论赔偿抵款，提出赔款总数为4亿5千万两，加利摊还，约岁偿3千万，30年还清，并询问盐课、常岁、漕折、土药和开办印花税、房捐等事。5月7日各国公使会议决定照会清政府，提出截至7月1日的赔款为4亿5千万两；如7月1日以后继续占领北京，必须另加军事费用。随后各国公使又相继议定：赔款以39年为期，年息4厘，以关税、盐厘、常关收入作抵。清朝统治层是在经过激烈争吵之后，被迫而逐步的接受这个方案的。

　　清廷、奕劻和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无不主张“减少银数，宽展年限”，所不同的是，奕劻、李鸿章在与各国公使“竭力商改，均不肯允”的情况下，首先屈服。关、于“减息”之事，张之洞首倡“分年免利”，李鸿章认为这是迂腐之见。5月28日清廷妥协，电谕奕劻、李鸿章：“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赔款抵押问题，清廷主张将各海关半税一项作抵，不要牵涉钱潜、盐课、常税、厘金，“致侵我自有权利。”张之洞支持清廷意见，断言“若遽允以盐课盐厘漕折常税作抵”，势必造成“财用枯竭，兵譁盗起，中国将自乱矣”。奕劻、李鸿章认为海关洋税早已历经借抵各项外债无余，如果盐潜常税“一概不准牵涉，此外更无款可筹”。

　　刘坤一赞成以海关药厘、漕折、漕项、常税作抵，但认为“盐课厘则断不可抵”。当时清朝统治层还提出了另筹新款的种种设想，清廷主张按时值核实镑价抽税，如此洋税收入当可加倍。奕劻、李鸿章要求“将洋商货税酌加三分之一”。·张之洞始则主张将关税、厘金、盐课三项，无论洋货土货，一律加倍征收；继而支持袁世凯提出的加抽人丁税的办法。清廷赞成加抽人丁税，电令奕励、李鸿章商办。奕励，李鸿章电复军机处，反对加抽人丁税，认为“如果举行，必致海内骚然，民不聊生，必召变乱”，希望军机诸公“万勿惑于浮言，巨款未集，转生巨患也。”其他另筹新款办法，也因遭到内外反对而化成泡影。

　　李鸿章在与列强议和的同时，还与俄国就东北问题进行了单独会谈。

　　俄军侵占东北后，俄国本想一举兼并而使之变为“黄俄罗斯”。但是，由于受到东北人民的坚决抵抗和害怕引起英、日等国的强烈反对，迫使俄国决定在形式上暂时保留清朝地方政权，实际上则由俄国实行军事占领，作为公开兼并的第一步。1900年11月8日旅大地区俄国军事长官阿历克谢耶夫胁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已革道员周冕草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九条，其主要内容是：俄兵驻扎盛京及其他各地：华兵“一律撤散，收缴军械”，俄国派员驻盛京，预闻要公；中国驻扎巡捕马、步各队，人数多寡另行酌定。这个章程“明显破坏了中华帝国的‘独立’和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

　　11月30日阿历克谢耶夫以此系“暂且章程”，以后尚可“再行商议酌定”为由，诱骗增祺签字。《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签订后，俄国外交、财政、陆军三大臣炮制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它除了包括《暂且章程》的主要内容外，还规定东三省铁路的经营和铁路设置的护路队，由财政大臣监督统辖等等。这个“监理原则”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后，俄国政府就积极诱骗清政府进行所谓撤军交地谈判，企图弄到一张正式文据，以便使其非法侵占东北的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俄国政府担心在北京会商难以保密，极易受到其他列强的干预，因而要求清政府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在彼得堡举行谈判。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唆使李鸿章上书，劝诱清廷就范。1901年1月2日清廷在不知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情况下，接受俄国的要求，任命杨儒为全权代表，并令杨儒在谈判中随时同奕劻、李鸿章商议。

　　2月16日俄国正式提出书面约稿12条，这个约稿不仅要攫取中国东北的“兵权、利权、派官之权”，而且阴谋将蒙古、新疆以及整个中国北方划为其势力范围。俄国把胁迫清廷迅速订约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一面通过驻华公使格尔思恐吓李鸿章，声称“中国如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育”：一面由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璞科第向李鸿章行贿，声称如果李鸿章促成签：约，事后“给他或他受命的某人50万卢布，以示感激”。

　　李鸿章倾向妥协，建议清廷“熟筹利害，相机因应”。清廷一面哀求俄国减轻条件，一面请各国出面向俄国求情。俄国为了诱使清廷就范，改换手法，将原来的约稿作了一些删削，于3月13日作为最后约稿抛出，勒限杨儒在14天内签字。俄国一面胁追杨儒签字，一面恫吓李鸿章，格尔思声称“外部训条逾期不画押，东省永远不还，以后遇事俄亦不能助华。”李鸿章认为“刺目处均删除，照允无患”。他企图藉助俄国，抵制其他列强，因而主张曲询其请，签字汀约。他的这种态度，甚至受到另一位全权大臣奕劻的非议。奕劻致函荣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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