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83)_苑书义

八三

　　各国公使对清廷此次惩办“祸首”，既无一人正法，又未涉及：董福详，颇为不满，联合发出照会，坚持要求处死载勋等，并惩办、毓贤、董福祥，石则“和议断难望成”。奕励、李鸿章将各国公使照会内容电告清廷，并特别强调了两个事实，（一）“目下情形日紧”，联军已派兵“看守”西陵，“又分兵往东陵、张家口，实主力难劝阻”，英、德海军司令到过南京，“不知意之所在”：（二）维持对驻俄公使杨儒透露：“议若不成，各国有开春截秦运道，或另立政府之谋”。

　　慈禧和荣禄阅读来电，震惊不已，深感“事机紧追”，清延于11月22日电询李鸿章、奕劻各国所开条款内容，“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并表示“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由全权大臣相机审势，力图补救，朝廷不为遥制。11月25日电谕李鸿章、奕劻除坚持“懿亲不加重刑”外，同意将硫贤“置之重典”。12月3日发布上谕，将董福样“革职留任”，令“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荣禄随即致电李鸿章、奕劻，解释所以未能严惩董福祥的原因：“陕甘军民附之者太众，势不得不暂为羁縻，徐图安置。”

　　除了惩办“祸首”问题之外，还有个“两宫回銮”问题。当时名国均以“两宫回銮”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名曰请“速回銮驾，自秉大权，和商一切”，而实际上却是企图用武力挟制慈禧和光绪，胁迫清廷彻底投降。慈禧深恐受制，联军不撤，决不回京。李鸿章明知慈禧、光绪不会答应马上回銮，但却屈服于列强压力，只得密奏，反复陈请“速定回銮日期，宣示中外”，并表示“敢保必无侵犯”。慈禧责备李鸿章等未能“共谅”其“不得已之苦衷”，表示决无“甘就偏安，轻弃京师之理”，只要“一有成议，自当即日降旨，定期回銮。”

　　这样，无论惩办“祸首”，抑或“两宫回銮”问题，就均已陷入僵局。然而由于俄国决定监理东北三省，引起英、美、日等国极大不安：加之李鸿章突然病倒，而各国已就议和大纲达成协议，因此，各国急于议定和约，安定大局，于是不再坚持议和先决条件。12月24日奕劻前往西班牙使馆会见德、英、法、美、意、奥、俄、日、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互换全权证书后，各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奕劻，要求“把它送交皇帝，并努力获得对它的迅速答复。”

　　李鸿章因患感冒，未曾出席。《议和大纲》共12款，其要点是：克林德被害一事，由中国钦派亲王赴德谢罪，并在遇害之所，树立铭志之砷；严惩祸首，戕害陵虐外人之城镇停止科考5年；因杉山彬被害，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国政府；中国须在各国人民坟莹曾遭汙渎发掘之处，建立碣碑；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不准运人中国：公平赔补外国人身家财产损失；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削平大沽等炮台；由京师至海边酌定数处，各国留兵驻守；永远禁止军民人等加入仇视各国各会；修改通商行船各约，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奕劻、李鸿章将《议和大纲》立即电告清廷，并强调“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恳请慈禧和光绪“迅速乾断，电示遵行”。奕劻、李鸿章惟恐慈禧不允，又电请荣禄等军机大臣“权利害轻重，径请施行”。

　　荣禄既看出《议和大纲》的严重危害——“将来中国财力兵力恐为彼族占尽，中国成一不能行动之大痨病鬼而后已，奈何！”；又深知奕劻、李鸿章的艰难处境——“可怜奕、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彼挨均自行商定”，然后“交给条款照会而已，无所谓互议也。”不过，荣禄虽然看出列强侵夺中国财力乓力的阴谋和中国变成“大痨病鬼”的悲惨前景，但却坚持从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为了所谓“宗社”即清朝封建统治，不惜出卖民族主权，原则上接受《议和大纲》，而只从其中检出几条，要求商酌。慈禧看到没有把她列为“祸首”，大喜过望，声称“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2月27日清廷电复奕劻、李鸿章，宣布“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著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议和大纲》虽经清廷批准，但议和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奕劻、李鸿章把这种局面归咎于张之洞。奕劻致函荣禄说：“仰荷两宫圣明”，批准《议和大纲》，“实中外臣民之庆”，嗣因张之洞“忽发高论，各使譁然，又添许多波折”。怨愤之情，跃然纸上。所谓张之洞“忽发高论”，是指他提出了“大纲固不能改，细目必当切商、和暂缓回銮、建立行都的意见，从而引起了一场风波。修改细目，意在减少损失；暂缓回銮，目的在于防止列强武力挟制；这两项要求都是张之洞基于忠君思想、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而提出的。然而，主张在长江上游滨江之处即湖广总督管辖的武汉至荆州一带建立行都，把清廷置于自己的辖区，却是企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取代宜隶总督而成为疆臣之首。张之洞的“高论”，深得清廷的赞许。清廷饬令奕劻、李鸿章“参酌办理”，并随时电商刘坤一、张之洞。张之洞的“高论”和清廷的游疑，立即引起列强的警觉。各国公使召开会议，决定胁迫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然而，清廷却电示奕劻、李鸿章“切勿草率画押”，张之洞也来电反对“遽行画押”。

　　奕劻、李鸿章屈服于列强的压力，竭力批驳张之洞。他们既通过盛宣怀“力劝”张之洞“勿轻电奏”；又多次电奏，声称张之洞所言“尚未尽实”，而“暂时行都使馆”之议，“犹属谬论偏见”，“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他们不仅攻击张之洞，而且危词恫吓清廷，说什么倘若不准画押，各国“必谓朝廷无信，全权无权，不但不能商催撤兵，并不能止其进兵，关系利害太大”，进而公然表示：下次与各国公使会晤，“只有遵旨办理”，刘、张等“相距太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1月10日清廷无奈，勉强照允，1月15日奕劻、李鸿章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并于第二天将这份正式签了字的议定书连同“用宝谕旨”、“条条款说帖”一并备文送交各国公使。

　　所谓“条款说帖”，就是商讨《议和大纲》细目的备忘录。据李鸿章说：这份“条款说帖”是他们“参酌各说”拟定的，“于详细声明之中，隐寓设法补救之意。”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把这份“条款说帖”称之为备忘录，并将其要点电告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从中不难窥见李鸿章的思想轨迹。

　　如果把“条款说帖”同历次电旨、内外臣工条陈对比研究，就不难发现李鸿章、奕劻对《议和大纲》的态度，和清廷以及荣禄、张之洞所坚持的“大纲固不能改，细目必当切商”的原则是一致的，李鸿章、奕劻基本上接受了清廷和荣禄、张之洞对《议和大纲》细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只是对下列问题持有异议：严惩”祸首”，清廷和荣禄主张从轻，李鸿章、奕劻坚持从严：削平大沽炮台，荣禄希望撤去炮位、兵丁，而仍留空炮台。李鸿章、奕劻赞成平毁，认为“门户之防，本不可靠，……似仍以自强为善为要”；“遵奉内廷谕旨”一语，清廷和张之洞力主删去，李鸿章、奕劻认为“各使围困日久，但藉此空文洩愤，当面并未挑过，我若于字句间求之，未免自生枝节。”

　　清廷在批准《议和大纲》之后，要求列强早日撤军，而列强则扬言“惩祸，赔偿两事不妥，必不撤兵。”因而“惩祸”和“赔偿”就成为中外各方争论的焦点。同炮制《议和大纲》一样，关于“惩祸”和“赔偿”问题，列强也是先由自己商定，然后再通过奕劻，李鸿章胁迫清廷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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