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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惟东三省事关系中外大局,前经两次详细缄达,计邀青览。合肥极盼东约早成,以为他事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各国环伺,已有责言,若竟草草画押,必致纷纷效尤。合肥更事之久,谋国之忠,弟夙所钦佩,独中俄定约一事,不免过有成见。即以近日电奏而论,大都于会衔发电后抄稿送来,弟亦无从置词,其前后电陈不无矛盾,谅在朝廷洞鉴。……惟此事画押与否,关系中国安危,亦何敢随声附和,徇一国而触各国之怒。

  3月20日清廷一面乞求英国联络美、德、日等国出面干预:一面恳请俄国展限改约。但是,清廷的努力毫无成果,俄国断然拒绝展限改约。而英、美、德、日等国既力劝清廷拒画俄约,又没有效法三国干涉还辽之意。清廷无计可施,便于3月23日电令奕劻、李鸿章“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奕劻、李鸿章据此电告杨儒:“内意已松”,“即酌量画押,勿误。”杨儒则坚持“未奉画押之旨,不敢擅专”,拒绝签字。

  3月26日清廷鉴于国内的强烈反对和列强的压力,认识到“不这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因而指示杨儒转告俄国,“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饬令奕劻、李鸿章通知北京各国公使,“中国不敢遽允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俄国逼勒清政府订约的阴谋失败后,维特致电李鸿章,声称“从此应绝交,任俄所为”,并令格尔思“以后再议公约,只可凶刚,勿谓作梗”。面对清廷拒签俄约和俄国威胁恫吓,李鸿章“竟至举止改常”,既不满清廷的决策。又担心俄国报复,因而特于3月31日致电吴赫托姆斯基乞求鉴谅:“各国多方恐吓,中外大臣多信其言,我虽屡奏催,孤掌难鸣,望密劝大皇帝宽宏大度,仍守不占中国土地原议,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4月6日俄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交收东三省的谈判暂停,等清政府稳定后再继续举行。由于拒签俄约并没有引起大祸,致使“举止改常”的李鸿章“心始释然”。

  中俄关于交收东三省的谈判停顿三个多月,7月初清廷接受刘坤一的建议,饬令奕励、李鸿章照会北京领袖公使,以公议迫使俄国撤军。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复电中,乘机发拽对刘坤一、张之洞以前阻签俄约的不满情绪。刘坤一、张之洞十分恼火,联衔会奏申辩,指责李鸿章“偏执已见”,“全权大臣为俄人所愚”,坚请以公议促俄撤军。清廷认为李鸿章与刘、张之间“彼此积疑,负气争论”,有害“国事”,因而降谕调停:“平心而论,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希望他们”捐除意见”,和衷共济。

  清廷虽然力图调和李与刘、张的意气之争,但在政见上却支持刘,张的主张,指示李鸿章与俄使商定前约,并请各国公议,允许各国在东三省通商,企图藉各国通商互相箝制莫敢先发的均势来维持清朝在东三省的统治。李鸿章坚持己见,赞成与俄国重开谈判,但却拒绝各国公议之说。当时,正值英、日筹议建立反俄同盟,日本国内反俄情绪日益高涨,日本陆军积极备战。俄国由于尚未作好反日作战准备,倾向对日妥协,从东北部分撤军。8月11日格尔思派员会见李鸿章,提出商订交还东三省的三项先决条件,即俄国有议论东三省之权,画押之先不使他国预知,不听他国指使。俄国的目的在于阻止英、日等国的干预,迫使清廷接受原约。李鸿章表示“此须请旨遵行”,并要求“酌量删改”原约。清廷认为俄国的三项先决条件,“实有难行”,指示李鸿章“与俄使婉切商办”改约。李鸿章不以为然,复奏声称“倘照来谕婉切商办,恐至百年亦不能妥定约章,东省将永远不还矣。”“事体关系重大”,“实无法与商”。

  就在中俄谈判陷于停顿之际,公约谈判已近尾声。8月23日奕劻、李鸿章奏请“立准画押,以保大局。否则恐别生枝节,一国悔议,各国效尤,后患何堪设想。”8月27日清廷电谕奕劻、李鸿章:“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折合共达9亿8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禁止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的12处要地:惩办祸首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视”的各种组织;违旨处死,各省官员对辖境内发生的“伤害诸国人民”的事件,必须立刻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外国人“遇害被虐”各城镇停止文武科考5年;按照外国的意愿修改通商行船条约: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极为沉重的枷锁,也是清政府给自己立下的一纸卖身契。它既在实际上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又在形式上保持了清政府的权位。从而标志着中国最终确立了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是签订这一丧权辱国条约的决策者之一和主要执行人,对于中国的沉沦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并因此而博得列强和清廷的青睐,9月22日李鸿章上《和议会同画押折》,总结议和订约,其中有一段画龙点睛的话: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己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李鸿章以衰年而膺艰巨,忧郁积劳,时病时愈,几以为常。9月5日又伤风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9月7日不遵医嘱,力疾前往西班牙公使馆,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返回寓所后,“寒热间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益觉委顿难堪。”清廷闻讯,赞许李鸿章“力疾从公”、“忠爱性成”,“著赏假二十日,安心调理,期早就痊”。李鸿章经过两旬静养,“诸病痊愈”,虽然身体软弱,“尚可力疾从公”,因而于10月3日奏报销假。

  李鸿章病情一经好转,就立即与俄国恢复谈判。俄国为了避免列强干涉,玩弄花招,要求在中俄两国政府间订立撤军条款,在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间订立“私方”协定,将东三省略矿及其他利益全部让归华俄道胜银行。10月10日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代表波兹德涅耶、夫向李鸿章提出银行协定草案,坚持先订银行协定,然后再订撤:军条约。李鸿章看了这个银行协定草案后,“大发雷霆”,宣称:“协定把满洲全境交给银行支配”,这“无疑会引起别国人的抗议”,“他从来不敢对这种协定承担责任”,“他只能就矿产资源的租让权进行谈判”。10月14日维特因不满李鸿章的所谓“口是心非的行动方式”,特地电告波兹德涅耶夫:如果李鸿章不老老实实地“在最近数日”签订协定,就“分文不给他”。10月30日李鸿章到俄国使馆议事,俄使对之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后“呕血碗许”,从此病情恶化,经西医诊断,系“胃家小血营挣破”,即胃出血。11月6日清廷发布谕旨,说李鸿章“为国宣劳,忧勤致疾,著赏假十日,安心调理,以期早日就痊,俟大局全定,荣膺懋赏,有厚望焉。”

  不料李鸿章一病不起,未及“荣膺懋赏”,就于11月7日离开了人世。遗折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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