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82)_苑书义

八二

　　三是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荣禄向清廷推荐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则建议清廷加派荣禄为议和大臣。但是北京沦陷后逃往保定的荣禄，却以“忝领师干，实难兼顾”为由，力辞不就。李鸿章经过深恩熟虑，也不再坚持原议，反而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李鸿章所以改变态度，一是由于他从副总税务司裴式楷、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得知各国公使因武卫中军参与围攻使馆事而怪罪荣禄，“不肯接待”；再则考虑到在中枢须有一位能够影响慈禧、牵制顽固派的实权人物，以便协调内外，促成和议。慈禧对荣禄也“倾心以待”，希望他能随侍左右，襄赞策划。10月6日清廷命荣禄速赴行在，“入值办事”。李鸿章闻讯，深感欣慰，特地致函荣禄，表示祝贺。荣禄“领袖抠垣”后，与两位全权大臣李鸿章、奕劻“往复函商，以定和议”。俞抛说：人知奕劻、李鸿章之“榰柱于外”，不知由荣禄之“斡旋于内也”。

　　10月5日李鸿章由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于11日到达北京，寓居贤良寺。这里曾是他甲午战后失势、投闲寓居之所，想不到而今又神使鬼差地接纳了重返北洋、负有关乎民族命运、国家荣辱、历史进程的重要使命的他。此时此刻，李鸿章又会是怎样一种感情和心境呢？

　　§“结与国之欢心”

　　李鸿章此次进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八国联军劫后惨景：“都中蹂躏不堪，除宫殿外，无一免者。”八国联军不仅把一座文明古都夷为“荒野”，而且在北京城内划分区域，分段占领，进行直接的军事殖民统治，各国只承认奕劻和李鸿章两位全极大臣住处为中国地方，其余地方均被视为“外国辖境”。其实，即使作为中国全权大臣的奕励和李鸿章何尝逃脱了外国的武力控制呢！奕劻住宅有日本兵持枪守护，李所下榻的贤良寺门口有俄国兵守护。无怪乎外国人说奕励“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在中国两位全权大臣之中，虽说奕劻以亲王之尊而列名于前，但实际主事的却是季鸿章。据“相随入京”的张翼揭发：“和局大事，两全权并未妥商也。”李鸿章“大权独揽，左右无人”，而奕劻则“别有深意”的“事事尽让”。他对李鸿章表示：“我公系国家柱石，实为当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须借重，木爵拱听指挥耳！”因此，“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凡事皆力争上游，而所奏行在折电，概出鸿章之手。”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则恃奕劻、李鸿章“为泰山，望电报如饥渴。”慈禧生怕被抛弃，急于求得列强谅解。

　　李鸿章抵京之后，就拜访各国公使，请求尽早议和，当即遭到拒绝，在他们看来，中国“既已一败涂地至此，尚欲议和耶？惟有懔遵各国所示而已！”各国交相使用政治和军事压迫手段，力图追使清廷就范。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于10月17日到达北京，公然住进中南海仪鸾殿。他本着“对待中国人切勿让步，切勿表露忙态”的所谓”根本原则”，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拒绝会见奕劻和李鸿章，反而常在各国驻华使节中活动，唆使他们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并派兵四出攻掠。由于瓦德西坚持武力扩张政策，致使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联军所到之处，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在保定杀害直隶布政使廷雍等高级官吏，并在各地与清军狼狈为奸，残酷镇压义和团。

　　就在瓦德西指挥八国联军四出攻掠的同时，各国外交人员也在进行紧急政治磋商，力图找到一个能够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侵华方案。10月4日法国政府提出备忘录，主张以惩凶、赔款、在北京驻扎军队、平毁大沽炮台、禁止输入武器、占领大沽至北京铁路线上两三处地方等六项要求作为开始议和的基础。10月16日英、德达成协议，主张“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中国江河、沿海各口岸对各国的贸易和其他正当经济活动“自由开放，毫无差别”。这个协定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相似，得到大多数列强的赞同。这样，列强对华政策终于协调一致：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继续维护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基于这项原则，各国公使就与中国议和大纲问题进行了“甚为秘密”的商讨。他们阴谋自行商定议和大纲，然后强迫清政府接受。

　　李鸿章、奕劻处于清廷与列强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于是权衡轻重，一面向列强苦苦哀求，一面对清廷危词恫吓，而其着力点则在于迫使清廷“委曲求全”。

　　李鸿章首先遵旨争取停战议和，防止联军进犯山西。他请求各国公使说情劝阻“联军勿庸西去”，并急于谋求与统率联军的瓦德西直接会晤。直至11月15日瓦德西才接见李鸿章、奕劻。在谈话中，李鸿章、奕劻要求尽快开始谈判。瓦德西声称“和议之事，可望于短期之内实现”，并“明白宣言”联军将在直隶过冬，要求清军撤出直隶，因为直隶为他的“占领区域”。如果清军撤出，他就“将停止一切敌视行动”。11月20日瓦德西进行回访，当面交给李鸿章一份联军占领区域图，李鸿章认为联军占领区域“过于宽广”，而瓦德西则断然表示“不能再将其缩小”。

　　第二天，李鸿章电告盛宣怀：“昨与德瓦帅面定图界，联军不过沧州、河间、正定以南，界外我军随处可扎”。其实联军占领区域并非局限于南方，还包括北方“自长城山海关以至于张家口西面之山西省边境”广大范围。瓦德西对德皇说：此间“未曾发生巨大战事”，究其原因，“系由华人有意避免战争”。而在“有意避免战争”的“华人”中，处于决策地位的是李鸿章，他认为“如与联军抗拒，徒增国家之害”，因此密令直隶清军不准“接战”，而要“优礼劳军，吏迎兵撤，示以无他”。

　　李鸿章不仅主张“优礼”联军，而且胁迫清廷以惩办“祸首”来阻止联军西犯和争取开始谈判。清廷指示李鸿章和奕励就惩办“祸首”问题提出意见，候旨定夺，李鸿章和奕劻经过再三斟酌，复奏建议惩办“祸首”加重“至圈禁发遣为止”。不料各国公使要求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甘肃提督董福祥、山西巡抚谎贤一律正法。

　　李鸿章、奕劻一面与各国公使交换意见，一面电请杨儒等驻外公使“婉商外部”，争取“迅速开议，并于祸首稍从轻减”。但结果毫无所得。清廷有鉴于此，特于11月13日发布渝旨，宣布对“肇祸诸臣”严加惩处，借“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端都王载漪著革去爵：职，与已革庄亲王载勋均暂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发往盛京永远圈禁：溥静、载滢、载濂、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等也分别受到圈禁、降调、闭门思过、充当苦差等不同程度的，惩治。荣禄电告李鸿章，说清廷此举，是他“婉切上陈”的结果。李鸿章非常反感，认为是自己的“苦口忠言”打动了清廷，而荣禄却“颇自居功，圆媚可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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