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81)_苑书义

八一

　　其次，是为胁迫清廷就范。当时慈禧虽然倾向依靠李鸿章谋求对外妥协，但因遭到义和团的反对和顽固派的掣时而不敢放手进行，以致“送使不实，剿匪不办”。遥望朝局，李鸿章心急如焚。他鉴于“内意无定”的现实，执意缓行。他抵沪不久，就接到张之洞所拟致上海各国领事电稿，其中说“康党”散布谣言，离间“两宫”，”诬谤”慈禧，“沪上华洋各报为之传播”；慈禧“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请严禁在中外报纸上“谤毁”慈禧。张之洞拟请李鸿章会衔发出，李鸿章婉言拒绝。李鸿章不但勇于在朋僚之间表明这种态度，而且敢于直言要求慈禧“效法禹汤，先下罪己之诏”。

　　当然，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丧失信赖之心。当时荷兰公使克罗伯由京抵沪，告知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李鸿章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时，不得已徐图挽救”。他既为慈禧开脱，又与张之洞等共商对策。在维护慈禧统治地位这一点上，他们并无分歧。李鸿章无非是要敦促慈禧彻底转变态度，为议和铺平道路。8月2日李鸿章具折“密陈安危大计”，强调中外众寡、强弱悬殊，中国不能以卵击石，孤注一掷，应“立简重臣，先清内匪，善遣驻使，速送彼军”。

　　当时慈禧依违叵测，一面派遣主战甚力的勤王将领李秉衡出京督师，抗拒八国联军进犯；一面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刘坤一闻讯致电李鸿章说，“恭贺全权大喜，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李鸿章却显得比较冷静，知道朝局不变，所谓全权大臣，只能徒具空名，因而继续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切实作到“送使”出京和“剿匪”两层，否则“断非区区绵力所能胜任”。

　　再次，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李鸿章抵沪后，正值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外交局势愈益险恶的时候。8月4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于15日攻占北京。当时慈禧和光绪出逃。7月底8月初，俄国出动大军侵入东北。列强在占领北京、直隶和整个东三省之后，彼此之间猜忌倾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华势力最强的英、俄两国和野心勃勃的德国，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拉拢李鸿章，要派军舰护送他由沪赴津。英国反对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德国特派陆军元帅瓦德西率领大军来华，为他争得八国联军总司令宝座，并拒绝承认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原则，主张维持清政府原有统治秩序。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乞求各国停战议和。他的这种努力，隐含着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但是，各国都基于自身利益，“设词推延”，没有答应“各派全权议事”。

　　8月底和9月上半月，中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慈禧在逃亡途中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8月20日以光绪名义发布“罪己诏”。

　　8月24日准全权大臣李鸿章“便宜行事”，命其“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表示朝廷“不为遥制”。

　　8月27日授奕劻“便宜行事”全权，令“即日驰回京城”，“与各国使臣商议事件”。

　　8月31日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随时函电会商”。

　　9月7日正式发布“剿匪”谕旨，诬蔑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声称”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剂除不可”。

　　9月8日电旨说“罪在朕躬，悔何可及”，令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清王朝的态度也渐趋接近，8月30日赫德电询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欧洲的意见如何，维持清室违是瓜分大清帝国？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9月13日金登干复电说：“关于您8月30日电所提问题，各国显然仍拟支持满清皇朝，不主张瓜分。英国舆论主张维持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以个人安全，但反对英国政府承认她。至于俄国等则倾向于支持她。必要的条件包括惩办祸首、赔款、保证今后对各国友好等等。”

　　鉴于上述情况，李鸿章认为北上时机业已成熟，因而于9月15日从沪启程北上。他原拟“借乘俄舰赴津”，但考虑到“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乃可畅行无阻。借乘俄舰易启猜疑”，因而改乘招商局“安平”轮，由一艘俄国军舰护送赴津。

　　9月18日李鸿章乘“安平”轮抵达塘沽，在一群俄国军官的欢迎和保护下登岸。各国官兵对俄国军官“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奇怪。”一个站在码头上的德国中尉因为俄国军官“穿上礼服欢迎这么个人物，非常粗鲁地表示莫名其妙。”李鸿章在会晤俄国陆海军司令时，既对俄国从北京部分撤军表示感谢，又力劝俄军暂缓进攻沈阳。19日李鸿章在俄军护送下到达天津。在他的住所担任门岗的“俄国卫队建立了很严格的制度，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以防止闲杂人接近他。”

　　李鸿章一方面情愿地接受俄国的“特殊礼遇”，另一方面又欲盖弥彰地洗刷“亲俄派”的嫌疑。他在会见天津海关税务司、英人社德维时，询问赫德为什么没有遵照皇上的谕旨，“安排用军舰从上海接他到大沽”，而他本人已接到这样的谕旨。他表白说，如果赫德遵旨照办，“那么他也就不会由俄国军舰护送，因而引起他是亲俄派的流言了。”李鸿章还会见了德员德璀琳，德璀琳提醒他，瓦德西在谈判中将是一个主要人物。不久，瓦德西抵达天津，李鸿章急不可待地谋求与之会晤，但瓦德西却遵照德国政府指令，“对李氏之请求，每拒绝之。”借口“只管战事，不管交涉”。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虽然在上海曾与李鸿章“来往两次”，但到津后，却拒绝与李鸿章晤谈。德国的目的显然在于拖延停战议和进程，为瓦德西“用武”创造条件。

　　李鸿章在津暂住期间，还作了三件事。

　　一是力促清廷进一步采取为停战议和铺路的措施。9月20日他以转达刘坤一、张之洞、王之春、袁世凯、盛宣怀关于争取早日议和建议的形式，电请清廷：感谢俄国允许从北京部分撤军，并请俄国劝说德国；趁德军尚未全到，优恤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早商停战；早下“诚心悔过”偷旨。9月24日他电促清廷“议处”首祸诸臣，并将“端王逐出军机”。9月25日清廷降旨，允其所清，将“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诸王大臣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等“分别轻重加以惩处”；赐祭克林德；并向俄、德、日致送国书，希望“尽捐嫌隙”，“早定和议”。

　　二是遵旨在津接任直隶总督。10月1日李鸿章遵旨在津“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接受了由护督廷雍派人送到的钦差大臣及直隶总督关防、盐政印信。这位年垂八旬、饱经沧桑的大吏，在曾坐镇25年而又调离数载的督署重接大印，自然会感慨万千。据说，李鸿章到天津后，目睹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这一名城重镇残破不堪的景象，联想到“国破家亡”的艰险局势，不觉痛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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