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80)_苑书义

八〇

　　为了争取慈禧，打击顽固派，李鸿章上下其手。对上，他连续五次电奏，冒死恳请“先定国是，再议办法。”所谓“定国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顽固派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强调“非清内匪，事无转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对外宣战谕旨，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当时李、刘、张三大帅鼎足而立，“联络一气”，构成南国的轴心，李鸿章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故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不过，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即使是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也都无意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上。他们认为李鸿章应该做清朝全盘棋局上的一只大车，盛宣怀就曾建议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

　　李鸿章还深知列强的态度，直接关系着自身安全、使命成败。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诏命后，就致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请他们探询各国政府“注意所在”和对“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态度。不久，各国就相继作出反应。日本支持李鸿章“入觐”及其“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方针。德国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表示“停兵难遽议”。英国希望李鸿章对“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进行”细酌“，并表示英国“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俄国声称“仍一意保全中国”，并电令驻华俄使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驻俄公使杨儒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骗，正式建议李鸿章“联俄”。李鸿章深以为然，立即与俄国”密商了事之法”，企图依靠俄国控制事态，打开外交局面。

　　7月12日李鸿章一改“稍缓启程，以待后命”的态度，决定先到上海，再酌进止。他的这一抉择，是基于下列因素作出的。

　　这时慈禧开始倾向列强谋求妥协。6月29日清廷通知各驻外使臣继续留任，“遏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并向所在国政府“切实声明”：中国不会依靠“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宫照前保护使馆”，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7月3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怜求和，再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在致俄国国书中，说什么中俄两国订有密约，中国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唯贵国是赖”，万望从中“排难解纷”，进行调和。在致英、日国书中，恳请它们捐弃小嫌，共维全局。清廷给驻外使臣电旨和致俄、英、日国书，李鸿章是在7月11、12日先后获悉的，清廷的表态正中他的下怀。慈禧和李鸿章在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渐趋一致。

　　这时慈禧开始把乞和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6月29日清廷在答复李鸿章等反对“宣战”的上渝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抚“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鸿章北上。因此，李鸿章说：“现奉廷寄，暂不北行”。但是，时隔5天，清廷就以“事机紧迫”为由，令李鸿章“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这道谕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求和的同一天下达的，这绝非巧合，而是慈禧试图依靠李鸿章向列强乞和的结果。清廷的国书和上渝，李鸿章是在7月12日几乎同时看到的，这使他认识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7月16日即在启程的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数年来东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图谋和宏愿即可实现，个人往日的显赫和荣耀又可复归，因而欣喜和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公然对其下属吹嘘说：“舍我其谁也。”

　　李鸿章在离粤之前，曾接见裴景福等纵论时势，颇有深思熟虑、先见预卜之慨。7月17日李鸿章即将从广州出发，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李鸿章登上“安平”轮，“待潮未行”，请裴景福人见。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李鸿章“衣蓝絺短衫，著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对裴氏说：“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问大局安危，他答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搘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裴氏问：“公看京师何如？”他说：“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贡亭已阵亡，马、宋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

　　讲到这里，李鸿章“含泪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问：“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他说：“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动摇。”裴氏问：“公何不将此意陈奏？”他说：“我到沪后当具折，恐亦无济。”裴氏起身告辞，李鸿章问左右，“潮至否？”并挽留裴氏说：“不忙。”他自饮牛奶，而以荷兰水待客。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人京如何办法？”他说：“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洩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他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他边说边流泪，裴氏也悲伤不已。裴氏问：“国难即解，公将奚先？”他皱着眉头说：

　　“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他继续说道：“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裴氏曰：“公忧及此，天下之福也。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

　　李鸿章听了裴氏这套传统的人治论后，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说：“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已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已以应天下，守至常以待至变而已。”李鸿章叹息不已，说什么“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殊难逆料也。”事后，裴氏评论说：“公生平坚忍倔强，虽处甲午乙来之变，从容镇定，未尝以郁闷之色示人，及庚子难作，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衰痛之剧也。”

　　从裴、李问答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时局的观感和个人的心境，概括言之，有以下几个要点：（一）“内乱”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内”，镇压义和团实属当务之急。（二）北京必将陷落，但“联军不足亡中国”。（三）列强注意所在将是“剿拳匪”、“纠首祸”和“索兵费赂款”等“三大问题”。（四）“难平之后”情朝“国运”“殊难逆料”。（五）他个人“气衰痛剧”，“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此番北上，等待自己的绝不会是烟花美景，泰和晏安，而必将是满目疮夷，重重险阻。他虽然不乏气魄，但毕竟没有昔日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的那般公忠。他于7月21日抵沪，便借口健康原因，停留下来，说“连日盛暑驰驱，感昌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尔后更言：“元气大伤，夜不成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要求慈禧赏假20日。实际上他的身体状况绝非如此之坏，而是另有图谋。

　　首先，是为自身安全计。时值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正以血肉之躯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坚持“灭洋”斗争，仇恨与“洋人”来往密切的“二毛子”，扬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李鸿章被认定为二虎之一，置于拟杀之列。李鸿章到沪的第二天，就接到李经述自德州发来的电报：天津失守，直督裕禄逃走，“溃勇、拳匪沿途抢劫，难民如蚁，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8月2日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得知清廷处斩主和派许景澄、袁昶和倚重主战派李秉衡的消息，并接到李经述报告朝局、劝勿赴召的急电：载漪、董福成辈“党拳煽乱”，慈禧“力不能制”，围城西幸势所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李鸿章百感交集，哀嚎“成何世界！”表示暂缓北上，“虽严谴不顾也”。他直言不讳的密奏：“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担心受到义和团和政敌惩处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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