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9)_苑书义

七九

　　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象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鸿章确盲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一说10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索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而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解释。但是他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布置“分头办事”，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中旬，八国联军直趋北京，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顽固派，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慈禧和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团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儁，“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团，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距离北京较远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反帝斗争。

　　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又根据荣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牴牾的诸多督抚、将帅和宫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捎客”。7月2日卜力回到香港后，孙中山的一个代表，大概是何启，就来与他联系，请他帮助促成孙、李合作实现“两广独立”。他电告伦敦殖民部说，“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

　　7月13日在得知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返回香港后，卜力又电告伦敦殖民部：“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这可以保证“南方的安定”，而“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英国政府虽然同意港督的意见，但是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才准备撤销驱逐令。当得知李鸿章决意遵旨北上的消息后，从港督卜力到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都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劝告李鸿章重新考虑北上的决定，认为“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询问路过香港时能否得到港督接见。卜力起初有意强行扣留李鸿章，但因英国政府制止而作罢。卜力随即决定在李鸿章过港时作最后一次挽留。

　　7月17日李鸿章乘招商局“安平”轮离穗北上，经香港时，在盛大的仪仗队和礼炮17响欢迎声中登陆，拜会香港总督及各国驻港领事。而在此前一天，孙中山已返抵香港海面。香港警署通知孙中山：因对他的5年驱逐令尚未期满，不准登岸。但港督表示，如果李鸿章答应了“两广独立”，即可允许孙中山上岸并同李会谈。孙中山虽然推断李鸿章“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是侥幸心理却又驱使他抱有某些幻想，误以为“这是旱天一朵乌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因此，孙中山一面等候着卜力与李鸿章会晤消息的致来，一面在船上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惠州起义事宜。

　　卜力与李鸿章会见，首先谈到广东问题。卜力对李鸿章决定离粤北上表示遗憾。李鸿章回答说，他不能违抗皇帝的意旨，并且坚持说这个命令是由慈禧和光绪签署。卜力敦促他改变主意，“以保证维持南方的和平与安宁”。李鸿章婉言拒绝，并“转守为攻”，宣称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力劝卜力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

　　李鸿章对广东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猜测在对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选择问题上英国的意向如何。他特别问道：“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李鸿章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害，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倘若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会选择谁？”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

　　在这里，李鸿章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卜力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在透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就说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但是在伦敦，英国殖民部却根据李鸿章与卜力会谈记要断定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

　　事实证明，李鸿章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是“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但有迹象表明，直到李鸿章临行前，刘学询仍积极参与策李活动，甚至不惜撒谎设计。当李鸿章即将自广州动身的时候，何启的朋友、议政局议员韦玉曾经拜访卜力，声称“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告诉他，虽然李鸿章不敢无视皇帝的旨意，但如果有一个拒绝之而留粤的借口，他是欢迎的。这位所谓“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的话，显然是不真实的，是出于某种目的捏造出来欺骗卜力劝阻李鸿章的，而这位神秘的官员可能就是刘学询。兴中会员陈少白也非常热衷，在本来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还登上李鸿章的坐轮，企图让随行的刘学询再次劝说。刘学询无可奈何地告诉陈说，李鸿章“意甚坚决，无法劝阻”。18日李鸿章自香港启程北上，“两广独立”筹议的这场秘戏，至此方告彻底终了。

　　§在民族屈辱中升迁

　　6月15日清廷命李鸿章“迅速来京”，两广总督著广东巡抚德寿兼署。18日李鸿章接到“电传谕旨”后，“宣布立刻遵旨北上”。但是，事实上李鸿章并没有“立刻”动身，他公然置朝命于不顾，徘徊观望，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

　　当时慈禧倚重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联拳灭洋”的方针。奕劻、荣禄等“枝梧其间”，试图扭转朝局，“然亦无济于事”。对于此情此景，李鸿章深恶痛绝。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又深感势单力孤无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来京”，但却“未言何事”，没有给予任何职权。他鉴于“政府悖谬”和自己无兵无权的现实，意识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仅难于改变朝局，而且有身首异处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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