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8)_苑书义

七八

　　1899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后人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3人家属，并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口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

　　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动。3月26日总署责问李鸿章：“平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订做“勇衣”、“战裙”，“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慈禧怒斥李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徬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

　　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諠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月12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至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并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李鸿章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的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有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两广独立”的筹议上。

　　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之前。1894年6月孙中山千里迢迢从广东赶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幻想借助李鸿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孙中山所以寄希望于李鸿章，不仅由于李鸦章是洋务派的旗帜，号称“识时务之大员”，坐镇北洋，遥执朝政；而且因为李鸿章是孙中山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提倡西洋医学教育，主张“使西方科学之利益，霑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但是，李鸿章既未接见孙中山，也没有理睬其书中主张。孙中山在上书碰壁之后，“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始决志走上革命道路，创立兴中会，把推翻封建的清朝政府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结合起来，并决定于1895年童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事先亦略知情”，特地向孙中山透露广州有巨额“闱姓”饷银“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孙中山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后亡命海外，积极争取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救国。1899年夏秋刘学询乘访日之机，在东京秘密会见孙中山，企图离间孙、康两派，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刘学询返国3个月以后，成为商务大臣李鸿章的部属。李、刘合谋诱骗孙中山对付康有为，孙中山洞悉其奸，置之不理。李鸿章移督两广后，刘学询作为心腹幕僚护持左右，在策划“两广独立”中主动为李鸿章和孙中山搭桥。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优，‘灭洋’者益增洋衅”。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5月底6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致”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

　　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其实，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修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

　　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是日，赫德以“急密”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

　　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诀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

　　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致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反映。

　　6月17日孙中山僧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2人“过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阶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3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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