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7)_苑书义

七七

　　李鸿章向荣禄推荐周馥为河督，为人所阻未果。廷议治标之款，也因户部拮据而难以支付。既缺少熟悉河工大员督办，又不能如期加拨河工经费，因而所谓治标云云，就势必流于空谈。李鸿章忧心忡忡，深怕“水旱之警”会激起人民造反，动摇清朝统查河事竣之后，有将近8个月的时光，李鸿章“养闲京国”，郁郁寡欢。9月，其兄瀚章病逝，倍感悲凉。他对友人说：“忽闻家兄之丧，天伦之哀，况在晚暮，深秋警节，弥益伤怀。”

　　11月23日清廷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新的任命，虽然使他能够摆脱“养闲”、“伴食”的处境，但终因无实可务、徒有空名而使之惆怅不已。清廷起用李鸿章，虽然名曰“考察商务”，但实际上却是企图借助李氏之手压制反对慈禧政变的力量。赞助变法的光绪被幽禁，推动维新的志士被逐杀，业已在众多的海内外人士中激发了对慈禧的憎恨、对光绪和维新志士的同情。然而，控制着中央政权的慈禧和顽固派，却得意忘形，继续倒行逆施，一心搞掉光绪，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免受“归政”的威胁。起初打算采取“谋害法”，宣称“帝病重”，英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提出警告，并派法国医生人宫验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揭发慈禧丑恶，歌颂光绪“圣德”，鼓动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华侨纷纷发电“请皇帝圣安”，要求慈禧归政。面对这种局势，清廷“特命李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12月19日李鸿章尚未成行，就被清廷改任署理两广总督。

　　李鸿章署理粤督，是他积极争取外放和清朝统治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李鸿章不甘寂寞，幻想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美梦。戊戌政变不久，杨崇伊就上疏建议“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以资保护”，派李鸿章“前往暂行署理”，说李鸿章“究竟曾任北洋，各将领皆其旧部，紧要之际，似乎呼应较灵。且李鸿章公忠自矢”。杨崇伊为李鸿章谋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桂冠，反映了他的亲家李鸿章的心声。但是，慈禧却另有打算，她命荣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裕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以裕禄帮办。

　　李鸿章在幻想破灭之后，便屡求“贵幸倾天下”的荣禄为之说项。荣禄与李鸿章，虽然不无分歧和矛盾，但是共同的政治倾向和相互援引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当时慈禧因谋害光绪计划受阻，决定改取废立法，命荣禄从速办理。荣禄走访李鸿章，“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传达了慈禧废黜光绪的旨意，表示“天位当易，唯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

　　荣禄请李鸿章探询外国动向，李鸿章就乘机索取粤督桂冠。他说：“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届时外宾必来祝贺，即可顺便探询。荣禄点头称是，并得到慈禧的赞赏，“乃命督两广”。外国驻华使节果然前来祝贺，李鸿章向他们提出废立问题，他们表示：“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外国公使暗示反对废立之意，荣禄和李鸿章也因担心废立引起外国干涉和疆臣声讨而持异议。荣禄提出“立大阿哥，徐篡大统”的方案，得到慈禧的赞赏和认可。

　　当然，慈禧派李鸿章督粤，既从属于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又基于扑灭保皇党反抗怒火的需要。慈禧鉴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在海外华商中活动，“气势日甚”，深感不安。她认为海外华商大多籍隶广东，因而特派李鸿章督粤，设法进行镇压。移督两广，对于李鸿章来说，则为他在年近八旬的凤烛残年里，回光返暇般地重新焕发“政治青春”，提供了重要契机。所以，李鸿章由衷庆幸，只经过短短10几天的准备，就于1900年1月怀着“一息尚存，不敢不勉”的壮心，“着三眼花翎，精神饱满，极其喜悦”地登舟南下，当月抵穗，20日正式接篆视事。

　　饱尝了失势之苦的李鸿章，更加感到“权”的重要性。他决心把两广经营成自己的巩固基地，因而缉捕“匪盗”（即所谓“刮地皮”），绥靖“治安”，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就成为当务之急。时任广东南海县令的皖籍人士裴景福有一段生动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事的重视。1892年冬，裴氏调任广东，路经天津，刚刚坐定，李鸿章就傲慢不恭地大声说：“汝欲刮广东地皮耶？”裴氏没有思想准备。感到愕然。1900年裴氏以南海县令的身份晋见粤督李鸿章，双方进行了有趣的谈话：

　　李问：“汝再任首邑，政将奚先？”

　　裴氏一本正经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

　　李问：“十年尚不忘此语耶？”

　　裴氏答曰：”公之命，公之戒也，敢忘？”

　　李笑着说：“地皮须刮得净。”这次裴氏理解了李鸿章的用意。

　　他说：“吾乡呼匪人为地皮，南海多匪，公首重捕匪，故作是语。”

　　李鸿章到任不久，便奏准恢复就地正法旧章以治“盗匪”，实行严厉的镇压措施。4月1日英国“长沙”号小商轮在西江（香山石歧河地方）被劫掠。港英当局在擅自派遣兵轮前往之后，才通告李鸿章并要求派员“会剿”。李鸿章闻讯后，立即派副将王得胜带兵轮赶赴出事地点，会同地方官兵缉捕人犯，就地处死3人，并饬缉捕“余匪”。5、6月间，广西南宁府属永淳、横州和浔州府属武宣等地会党竖旗起义，李鸿章严饬地方官员和有关防营紧急“剿办”，并派遣广西提督苏元春亲自督率，他随时过问情况，坐镇指挥。由于及时部署和严厉镇压，有效地扼制了会党起义的发展。李鸿章还积极购置军火，计划编练2万5千人的劲旅，以备“平乱”之用。由此可见，李鸿章所谓“地皮须刮得净”的严酷性了。

　　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关系，是李鸿章督粤期间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的复杂和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付所谓“匪盗”。如果说，李鸿章对一般“匪盗”采取赤裸裸的严酷手段，那么，他对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所持的态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现出相当强的策略性。大体说来，李鸿章在就任粤督后的头3个多月里，以筹办保皇党问题为中心政务。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2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鸿章接篆视事后6天，又下沼以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岁骤。保皇党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梁启超一面致函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党人，为慈禧作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党表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博，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致使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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