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6)_苑书义

七六

　　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

　　李鸿章对康、梁既寄予厚望，又在慈禧面前敌作贬词。他对慈禧说：

　　康、梁辈“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

　　慈禧问：“何外人庇之，与予为难？”

　　李答曰：“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敌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

　　李鸿章的左右逢源，未尝不可看作是老官僚的一种保存自己、掩护康梁的策略。1900年李鸿章督粤路经上海时，曾与其侄婿孙宝諠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谈话。

　　李：“奉懿旨捕康梁。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说完哈哈大笑，随即问道：你是不是“康党”？

　　孙：“是康党。”

　　李：”不畏捕否？”

　　孙：“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

　　李：“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有人劾余为康党。”李鸿章随即对孙宝諠讲述了召对时的情景。

　　慈禧拿着弹章对李鸿章说：“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镇静地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

　　李鸿章不仅回护了一些“新党”人士，而且还为其政敌张荫桓说情。张荫桓不属于维新派，而是光绪的宠臣，“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张亲英，李亲俄。9月7日李鸿章突然被免除总署大臣职务。据说这是英、俄争霸中国的结果。英使窦纳乐为了对抗俄、法、比集团控制卢汉铁路，要索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承租权。英国调遣海军军舰停泊大沽，对清廷进行军事要挟。慈禧“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答应窦纳乐的要求，“英人始敛兵退”。

　　李鸿章被逐出总署，本来是出自慈禧的决策，但李鸿章却以为是张荫桓“从中作祟”，对他恨之入骨。慈禧发动政变后，下令逮捕了张荫桓。李鸿章得知张氏被捕的消息后，就幸灾乐祸地说：“不料张樵野（侍郎号）也有今日！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李、张矛盾是外交政策和权力之争，与维新运动无关。李鸿章对张荫桓的垮台，虽然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并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当然，这并非出于李鸿章的恻隐之心，而是由于英、日公使对他施加压力的结果。

　　戊戌政变后，作为维新派首领的康有为、梁启超就对李鸿章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作出了公允的评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所谓“稍稍和之”云云，用词贴切，符合实际。康有为致函李鸿章说：“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李鸿章的这种态度，有利于维新，而不利于守旧，是值得称道的。帝党和维新派把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侵略者和封建顽固势力，企图改革某些封建上层建筑，以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趋向改善的一个步骤或阶段。他们对洋务派李鸿章既因存在分歧而有所批评，又因在变法和某些具体政策上相似或一致而企望其“转旋逆流”。这种两面态度，植根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土壤里，反映了帝党和维新派的阶级本质和维新运动的特点。

　　第八章　秋风宝剑孤臣泪

　　§回光返照

　　“未预机要”，“杜门却扫”，这是李鸿章对自己退出总署、仕途受挫之后政治境况的扼要概括，蕴含着无限沧桑、凄凉、哀怨的情思。李鸿章茫然若失，11月13日忽奉慈禧懿旨为勘河大臣，会同东河总督任道镕、山东巡抚丁汝梅履勘山东黄河工程。

　　黄河自1855年铜瓦厢改道以后，屡有溃溢，地处最下游的山东，灾害尤甚。每当黄河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庐漂没”，“浮尸蔽水”，凄惨景象，触目惊心。究其原因，主要由于政治腐败，河工各员贪污盗窃，偷工减料，不肯认真治理。1898年山东黄河决口，寿张、郓城、历城、济阳、东阿、东平、肥城、长清等县受灾甚重，村庄多被淹没。通过流血政变重新训政的慈禧，为了收买民心，稳定大局，装出一付关怀民间疾苦、慎重河防的姿态，特地下偷著军机处会同各部大臣、都察院等妥商善策，并派重臣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情形，通筹全局，拟定切实办法。慈禧此举，同政敌排斥李鸿章也不无关系。吴汝纶看出了其中奥秘，他对李鸿章幼子经迈说：“内意视河事为重大政事，有非我师莫属者，洒湛澹灾，在此一举。”“师相秉节行河，亦似有忌者出之于外。”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在“时艰款继”的条件下，冒着“风雪天寒”，勘察“积弊已深”之河工，清廷虽然堂而皇之地说什么“倚重”，实则却怀有“挫辱”之意。

　　李鸿章有鉴于此，具疏力辞，召对时又复面陈。他强调河工“积弊已深，即使设法筹办，实恐无甚把握”，加之“年将八十，精力颓衰”，难胜艰巨。但是，清廷不允，李鸿章只好“秉节行河”，借以表现自己老当益壮的心力和超众轶群的才干。11月30日，李鸿章出京赴鲁，12月11日抵达济南。随员中有比利时水利工程师卢法尔，李鸿章采纳他的建议，以黄河下游受病太深，“决定采取西法，以测绘全河形势为先，以算学为本，研究河由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而探寻所以根治之法”。除派员赴上下游逐段测绘之外，李鸿章还亲率卢法尔和周馥，会同任道镕，赴海口一带履勘。

　　1899年3月21日李鸿章与任道铬根据实地勘查，详细研究了古今治河之法，折衷众说，联衔上《勘筹山东黄河会议大治办法折》，陈述了履勘情况和治理意见，提出大治即根治办法10条。他深知黄河大治需时较长、用费甚巨，难于落实，因而续奏《筹议山东黄河救急治标办法》，提出先培修堤岸、购地迁民、疏通海口等应急治标措施，并代陈卢法尔所拟救急和治本之策。他认为卢法尔“拟议大办，甚有条理，但款巨时久”，因而“奏陈以俟采择”。纵观李鸿章履勘河工的经过和筹议情况，应当说是比较认真、务实的，从他出京视事到返京复命，历时4个月，驰驱两千余里，不避劳苦，潜心筹划，拿出了远近兼顾、标本兼治的通盘方案。这与那些浑浑噩噩、唯难是避、敷衍塞责、甚至以河工为利薮、置灾民死活于不顾者相比，显然是略胜一筹的。4月1日李鸿章陛见复命，“仰蒙垂询河事及洋务甚详”。延议决定“先用救急办法，剋日筹款兴工”，至于“大治”则拟分年筹办，并请简派熟悉河工大员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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