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5)_苑书义

七五

　　李鸿章支持“整军经武”。当时光绪把练兵作为“大政”，颇得洋务派的共鸣。李鸿章认为“整军经武为国家根本至计”，可以防止“敌国外患”。

　　李鸿章支持振兴农工商业。当时光绪主张“训农通商”，振兴农工商业。李鸿章深以为然，直到1899年他还致函李兰舟重申此意：“农工商各政，原属当务之急，富民之计，此为本根，振兴之权必操自上，设学堂以培植人材，开会馆以齐一条理，皆激励裁成之所系，不能视为缓图。”他特别注意开采矿藏问题。他写信给有关人士，表示支持当时某些“中外条陈”的意见，认为“目前致富之策，自以开矿为先”。他鉴于四川总督鹿传霖力阻宋育仁“挟洋师机器”回籍用西法开矿而感慨系之：“使中国多明矿学之人，何至如此！”似乎可以说，在李鸿章振兴农工商业的思想里，所谓“用西法”云云，并未超越洋务派的传统主张，而惟独在抨击守旧派阻碍民间投资方面才具有某些新意。这表明李鸿章认识到鼓励私人投资新式工商业的重要性，有意对民族资本开放绿灯。

　　李鸿章支持废八股、兴学堂。早在1896年李鸿章就曾对其亲信表露过心迹说：“取士之法，亟应变通”，“今惟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辍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之书院，悉改为学堂，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庶二十年间，风气变而人才出。”这显然是一种反对拆衷调和，要求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的合理主张，可惜李鸿章却不敢公开提出并付诸实施。后经维新派的斗争，光绪终于下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据李鸿章的侄婿孙宝諠追述：“合肥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

　　在废除八股的同时，光绪又饬京师和各省一律举办学堂。深知“善教发为善政”的李鸿章支持各省举办学堂，尤其重视京师大学堂，曾劝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并推荐丁韪良充西学总教习。丁氏后来对人讲，“戊戌举办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李鸿章对于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的态度，则多少反映了他对改革政治体制的看法。因为裁并官职和添设制度局虽然并未触动君主专制政体，但却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政体奠基铺路之举。

　　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下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而“所有各衙门一切事宜，当并归内阁六部分办，著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即行分别妥速筹议”具奏。诏书既下，礼兵刑工各部观望吏户二部，而管理吏部大臣徐桐、户部尚书敬信却持反对态度。李鸿章则遵旨会同其他内阁大学土上了一折一片。他们既承议“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又以防止“冒昧从事，致滋贻误”为由，力主采取“庶名虽改而实犹存”的方针。他们根据典要，以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并兵部，大理并刑部，光禄、鸿胪并礼部；并建议将“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应由吏部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光绪从之，下诏准行。这类改革尽管如此温和，但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坚决抵制。陈夔龙说：“戊戌政变，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

　　“开制度局而变法律”，是康有为变法的政治纲领。康有为认为要变法就必须于宫中开制度局总其纲，下设十二局分其事，各省分道设民政局，妙选通才督办。他企图通过添设制度局和民政局，使维新派及其盟友参加中央和地方政权。守旧派也十分敏感，认为“如是则天子孤立于上，内外盘踞，皆康党私人，祸将不忍言矣。”因此，设立制度局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慈禧和光绪对此都十分重视，成为帝后两党斗争的焦点。

　　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在复奏中，用偷梁换柱的所谓“变通办法”，否定了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当时军机处领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对于制度局问题的复奏，是由奕劻和世铎分别领衔的，主要反映了他们俩人及其后台慈禧的意图。但是，他们的复奏是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会议的结果，而李鸿章时为总理衙门大臣，理应参与讨论，目前尚未发现李鸿章缺席或同世铎、奕劻发生争执的记载。李鸿章在自己的奏疏里或与朋僚交谈和通信中，也均未涉及此事。这似乎表明李鸿章在设立制度局的问题上，由于深知事关帝后、新旧的权力再分配，尖锐复杂，动辄得咎，因而徬徨瞻顾，沉默不语。

　　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老成持重。当康有为向光绪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饩之，留备顾问”时，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就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李鸿章长期混迹官场，老成持重。当康有为向光绪称颂来华活动的伊藤博文“为亚洲异才，请厚饩之，留备顾问”时，伊藤却在私下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深以为然，说“侯言良是”。李鸿章与伊藤的唱和，证明他们一致认为维新派缺乏阅历，操之过蹙，失于急激，后果堪虑。后来，李鸿章就更明确地把维新派的失败，归咎于“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李：“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

　　伊藤：“唯唯否否不然，康之所犯如系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干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当亦贵爵相所深知。”

　　大岗：“请问康有为究犯何罪？”

　　李：“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

　　大岗：“据仆愚见与其将康有为搜拿惩办，不如加以培植以为振兴中国地步，近日中国创行新法，大都出自贵爵相之手，乃历久未覩成效何哉？以无左右襄理之人耳。”

　　李：“诚然。”

　　大岗：“近日康有为所为之事，无非扩充贵爵相未竟之功，故愚意不着令卒其业之为善。”

　　李：“洵如君言，康育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

　　这段对话表明，李鸿章对于康有为，与其说是执意要求引渡惩办，勿宁说是寄予着希望，期待其日后完成自己“未竟之功”。慈禧诬蔑康有为是“乱臣贼子之尤”，而李鸿章却只用“煽惑人心，致干众怒”3个字来形容康有为的所谓“罪状”。慈禧声称对康有为必须“极刑惩治”，而李鸿章却赞同大岗关于“培植”康有为“以为振兴中国地步”的建议。在李鸿章看来，眼下康有为还是个“书院经生”，缺少阅历，“了无异能”；此番逃亡在外，如能认真研究西学，历练才干，将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会“大有作为”的。李鸿章的此情此意，在他对梁启超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鲜明。1900年梁启超在《上粤督李傅相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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