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4)_苑书义

七四

　　就在李鸿章不断呼吁“变法自强”之际，在神州大地上奋然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1895—1898年间的维新运动，是帝党和维新派站在一个极端，后党和守旧派站在另一个极端，围绕着权力再分配和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问题而展开的殊死搏斗。对于这场维新运动，李鸿章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多有同情。“变法自强”是他的素志。帝党首脑光绪所宣布的变法宗旨——“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并未脱离洋务派“中休西用”的窠臼。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

　　不论是光绪的“中休西用”，抑或是康有为的“尊君权”，都是同李鸿章的主张一致或相近的，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并表示支持。但是，富于阅历的李鸿章也没有忽视“变法自强”吉凶难卜的严酷现实，因为帝后不睦，新旧水火，支持维新的光绪徒具皇帝虚名，而大权则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手中。他对李提摩太说：“现在政权，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作不成什么事功。”长期浮沉宦海的经验，使李鸿章深感“变法自强”的艰难和卷入帝后、新旧之争的危险，因而“格外小心”，徬徨瞻顾，默不敢言。

　　1895年8月在康有为的鼓动下，由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推动维新变法。李鸿章对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表示赞赏，“自愿捐金二千入会”。11月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李鸿章又捐金1千。当然，李鸿章对强学会也是有所不满的。首先，北京强学会在陈炽的倡议下，把李鸿章拒之于门外。陈炽此举，显然是由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主和误国，“虽身存而名已丧”的结果。李鸿章因公开遭到排斥而深感屈辱和恼怒，所以曾与闻北京强学会事的吴樵说他“已含怒矣”。其次，强学会主要是由帝党、维新派和张之洞系洋务派组成的，“主之者内有常熟（按指翁同龢），外有南皮（按指张之洞），名士会者千计”。

　　李鸿章感到自己的政敌、甲午战争中主战的帝党和张之洞系洋务派在强学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相与讲求中外掌故”，免不了要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和自己的责任，对自己显然是弊多利少的。不过，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不满，并未导致破坏强学会的行动。但守旧派却因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愈大，而憎恨不已。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要求严禁。慈禧借此强迫光绪下令封闭强学会，查禁《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也随即被张之洞封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崇伊在搞垮强学会之后，又于3月底上疏抨弹文廷式。前者虽与李鸿章无关，但后者却出于他的授意。李鸿章此举并非为了反对维新变法，而是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继续。李鸿章打击的对象，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弹劾过他“主和误国”的帝党官僚，首先是文廷式。作为帝党中坚的文廷式，“主眷日隆，名震中外”。朝鲜事起，攘臂言战，不仅上疏抨击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请旨罢斥”；而且集同志于松筠庵联衔奏阻和议。战后又“拟成奏稿七篇，置枕箱中，其语颇有侵合肥者。”不料所拟奏稿竟然落入合肥之手。李鸿章既被弹劾于前，又险遭奏参于后，新仇旧恨，耿耿于怀，必欲报复而后快。

　　李鸿章指使杨崇伊“访查台馆弹劾东事之人，开一清单”，然后亲自送给慈禧，“请禁勿用”，第一就是文廷式。杨崇伊随即写成弹劾文廷式的奏章，特地请李鸿章斧正。李鸿章在出访欧美临行前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他到天津后，又对人说：“劾我诸人，皆不安矣！”李鸿章出京不久，杨崇伊就上疏抨弹文廷式，要求立予罢斥。慈禧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慈禧罢斥文廷式，矛头是对准光绪的。因为文某竭力效忠光绪，慈禧“必去之心，已跃然愈急”。李鸿章及其亲信因串通后党倒文的成功而欣喜若狂。沈能虎、盛宣怀立即由沪电港，向出使欧美路经那里的李鸿章报捷。李鸿章亲拟复电，令将“以后新闻”，“随时电告”。可见李鸿章虽身去异国他乡，但心却依然留在政潮起伏的北京。

　　李鸿章从欧美返国年余，列强就在中国掀起了夺取沿海港口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迫在眉睫的瓜分大祸，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康有为奔走呼号，给事中高燮曾奏诸光绪召见康有为。翁同龢也密荐康有为，“请皇上举国以听”。光绪根据奕䜣的建议，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总署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署西花厅约见康有为，“以客礼相待”，询问有关变法事宜。荣禄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答以“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寿恒问：“宜如何变法？”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鸿章追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康有为答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在这次谈话中，李鸿章只是提出一个疑问，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光绪得知会谈情况后，赞赏康育为，急欲变法，令庚有为条陈所见并呈递所著《日本变政记》。

　　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康有为说：

　　时合肥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微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辱屈我也。

　　曹孟其在《说林》中也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

　　荣相既被命为直隶总督谒帝请训，适康有为奉旨召见，因问何辞妻对，有为第曰：“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荣相唯唯，循序伏舞，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以为能也。已而荣相赴颐和园谒皇太后，时李文忠放居贤良祠，谢皇太后赏食物，同被叫人。荣相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又顾文忠，谓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荣相即退出。康君告人，荣禄老辣，我非其敌也。

　　荣禄对于康有为，既与刚毅合谋压抑于前，又想串通李鸿章谄害于后。李鸿章不仅把荣禄两次阴谋密告康有为，使之认识到“荣禄老辣”的本质；而且没有与荣禄沆瀣一气，只是以叩头“称皇太后圣明”来搪塞荣禄的威逼。李鸿章的同情显然是在康有为一边。

　　在百日维新期间，李鸿章没有公开单独地上疏表示政见、臧否人物，但在与阴僚密谈和通信当中，或随同总署和内阁集体议复事件时，对戊戌维新及其弃旧图新的措施，大都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他在分别写给驻俄公使杨儒、署湖南藩台陈伯平的信中，欣慰地说：“朝廷有意更新”，“薄海争传新政”，为了使中国从贫弱而致富强，“惟在亟图变计而已”。他对戊戌维新虽持赞赏态度，但并未或极少直接参予实际活动。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