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3)_苑书义

七三

　　李鸿章还先后参观了造船厂、枪炮厂、钢铁厂、电报局、银行等，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化生产，使之感叹不已，说“天了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李鸿章侧重考察英国“物质文明”，某些英人非议他未免逐未而忘本。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李鸿章对英国政教熟视无睹。他曾欣喜地表示：对于欧洲政教，自己过去只是“心领而未由目击”，这次“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他从英国等欧洲各国的现实中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

　　李鸿章的访问，受到英国工商界的关注和欢迎。伦敦汇丰银行在水晶宫举行盛大招待会，出席作陪者多达3百人，耗资6千英镑（合银3万余两）。伦敦商业总局召开千人欢迎大会，伦敦中国会、电报公司盛筵款待。英国大亨们慷慨解囊，意在借助李鸿章开拓中国市场。他们希望李鸿章返国后，“重为京师内外诸大臣之领袖”，继续执行妥协退让、“通商兴国”的政策，为英国在华活动“解羁释缚”。李鸿章被他们的虚情假意所蒙骗，误以为他们“竭诚尽敬，出人意表，令人永远不忘”，并一再表示与他们“实具同心”，异时返国，甚愿力促其成。

　　8月22日，李鸿章离英赴美，横渡大西洋，于28日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并于29日接见了李鸿章，“慰问周至”。美国国务卿还同李鸿章就“照镑加税”问题举行了会谈，表示“各国如允，美无不从”。9月3日李鸿章会见美国信奉基督各教会领袖，就美国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和“孔子之道与耶稣之道”的异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教会领袖大肆宣扬来华传教士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对中国的所谓“功德”，力图把侵略说成“友谊”，并感谢清廷和李鸿章保护在华的美国教会和传教士。

　　李鸿章一面“谦逊不遑”，一面为美国来华传教士唱赞歌，说他们没有刺探情报、干涉内政、侵犯官权之事，反而作了许多兴办学校和医院、募捐赈灾、倡导禁烟等公益事业。美国教会领袖听了之后，“无不畅然意满”。李鸿章还对美国教会领袖谈起的所谓“大道”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基督之福音，实近于吾儒之圣道。”不管别人怎样评论，他个人“惟主二教相近一语而已”。美国教会领袖则把“孔子之道”比作“车轮”，把“耶稣之道”说成“御者”，“御者转其车轮，行平万里”，“欧美之兴，基于此矣。”其实，李鸿章和美国教会领袖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都不能科学的评价分别以“孔子之道”和“耶稣之道”为核心的中西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美国教会领袖公然扬西抑中，把“耶稣之道”说成是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的主宰，无疑是美国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心理的反映，而李鸿章所提出的“二教相近”的主张，却明显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豁达胸怀。

　　李鸿章在美期间，还参观了费城的独立厅、自由钟、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及其图书馆。9月5日李鸿章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在美加交界处，参观了著名景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抵加后，李鸿章从多伦多转往西海岸的温哥华，于9月14日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航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归途。他因“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履日地”，途经日本横滨，拒不登岸，改乘招商局“广利”号轮船返国，10月3日到达天津。李鸿章此次出游，从3月28日寓沪至10月3日返津，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遍访欧美五大强国，在有清一代历史上实属罕见。他陈述返国时的心情说：“忽从西海，重复东华，去日几何，辄有东坡还朝如梦中之慨！”

　　李鸿章出访欧美，有得有失。失之于外交。他肩负的外交重任，一是签订“中俄密约”，二是商讨“照镑收税”。后者被拒，前者贻害无穷。可悲的是，李鸿章引虎自卫而不悟，回国后反而沾沾自喜地对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他天真地以为一纸密约，给国家争得了“二十年无事”的“天下太平”。但是，残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李鸿章的幻梦。《中俄密约》签订年余，德、俄即狼狈为奸，先后强租胶州湾和旅顺、大连，其他列强也竞相宰割中国领土。与中国订立密约的俄国率先伸出魔掌，使清廷迷惑不解，而李鸿章却开始有所省悟。李鸿章在写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信中，反映了他的内心深处的微妙变化：

　　德约甫成，俄事又起，群雄环伺，正无了期，当局者真有朽索六马之惧。美邦政教人情，诚如尊指。论者皆云宜结为援。中国所需，自应取材于此。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彼既不肯为我祸，亦岂肯为我福。子舆氏有言：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恃人终难久也。

　　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的失计外，在思想方面却颇有所获，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欧美“立国政教”的认识，从过去的“耳食”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实感，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庞”的结论。因此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沥陈各国强盛，中国贪弱，须亟设法。”

　　§“维新之同志”

　　李鸿章本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欧美列强也热切地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界大权”，使之东山再起。然而，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10月24日奉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总理衙门大臣分为三类，即总理各国事务亲王、郡王、贝勒；总理衙门大臣，以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由内阁、各部院满汉堂宫内特简。李鸿章属于第三类，没有什么实权，“听其为伴食之宰相”而已。清廷就在任命李鸿章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的同一天，又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10月21日出访欧美归来的李鸿章，曾便道径游圆明园，凭吊废园遗址。殊不知当时慈禧、光绪正在主持修复圆明园的工作，每隔数日必亲临督视，所以该园已非废园而成为禁地了。李鸿章万里远归，未暇详询，出于好奇，贸然入游，法无可恕，情有可原，部议革职，“得旨加恩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李鸿章既为“伴食宰相”，又以私游圆明园之细故，“奉旨河责，不为元老留体面”，因而深知政敌耿耿于怀，“忌者犹不能相忘”，不能掉以轻心，应该采取“韬晦”之计。李鸿章的亲信吴汝纶也劝他“宜少从韬晦”，遇事“虚与委蛇”，以免受到“语穽心兵，含沙射影者”的伤害。

　　正当李鸿章继续“韬光养晦”之际，列强通过政治性贷款、攘夺路矿特权、强占领土并在特定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等手段，把中国拖到了被瓜分的边缘。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衙门，事实上扮演了半推半就的出卖国家主权的角色。李鸿章作为总理衙门的一员，参与了诸如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重大问题的外交谈判，并会同翁同龢等先后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胶澳、旅大、九龙租借条约。据维特供认，中俄能够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同俄国贿赂李鸿章　50万卢布、张荫桓25万卢布有关。当然，总署大臣包括李鸿章在内，对列强的侵凌，无不忿然作色，对清朝的前途，更是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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