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0)_苑书义

七〇

　　当大家去进餐时，他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作了必要的改正，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而是有一款已作改动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鸿章中了维特和罗拔诺夫串演的江湖骗子式的“掉包计”而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中俄密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嵌。这个条约是俄国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推行“联俄制日”政策的产物，它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

　　据说在中俄谈判中，李鸿章步步退让并在密约上签字，同维特用重金贿赂有关。俄国外交部前副司长沃尔夫男爵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说：“李鸿章带着这个签了字的条约和袋子里的两百万卢布返回北京。在东方，良心是有它的价钱的。”罗曼诺夫在1928年出版的《俄国在满洲》一书中，说维特答应“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三百万卢布。”在中俄密约签字后的第二天，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罗曼诺夫与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总办罗启泰签署了一份《议定书》，决定拨出3百万卢布作为“抵偿与中东铁路租让权有关的费用的特别基金”，俗称“李鸿章基金”。

　　维特奏明沙皇后，在《议定书》上写了“同意”二字。罗曼诺夫指出：“议定书看来是在与俄国政府签订政治条约的第二天匆匆拟就的，以便至少能让李鸿章对于所承诺的款项已正式确定拨出感到放心，虽然在议定书中没有讲到向他李鸿章的付款问题，但李鸿章根据议定书第四款的意思可以相信，‘拨款’将立即由银行‘作为修建费用’记入正在筹建的中东铁路公司的帐上。可是，议定书在给李鸿章过目后立即被财政部收藏起来。”《议定书》原件尚存，真实性勿庸置疑，但其中并“没有讲到向李鸿章的付款问题”。同时，当事人维特也矢口否认有向李鸿章行贿之事。

　　中俄密约签定后，双方秘而不宣。维特供认：“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条约授权俄国通过蒙古和满洲修筑铁路，而这一权利直接来自俄国在不幸的中日战争后给予中国的道义援助。这一条约之所以保密，还由于它在同时也是一项对付潜在敌人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目的在于避免日本侵华事件重演。”清廷也电示李鸿章：呈览约本，要须慎密，“防传播生衅。”李鸿章一面特派随员塔克什讷携带约本专程送回北京；一面对外极力掩饰，在莫斯科时就对前来探询的英使“以谣言辟之”，并对一位法国人表白说：“至于华之与俄，实无密约；惟交谊之固，则诚如胶似漆耳。”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喀西尼就密约中有关“借地修路”诸事与总理衙门磋商细节时，消息终于逐渐泄漏，引起外人揣侧和国人注意。上海《字林西报》伪造了一份《中俄和约》12条，称为“喀西尼条约”。山东巡抚李秉衡、河南巡抚刘树棠上疏反对，指出该约“无非彼享其利，我罹其害”，“恐合纵之师，不旋踵而即至”。当然，李鸿章对俄国的扩张野心，也并非是没有警惕的。在签订《中俄密约》之后，李鸿章曾多次告诫过维特。维特记其事说：

　　我当时同李鸿章相处已经很熟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作为俄国的朋友，劝俄国千万不要离开将来联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线南下，因为如果我们南下，就可能掀起政治风潮，使中国人感到意外，而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欧洲人，他们把每个白种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看成是不怀好意的，如果我们走这步棋，那么无论对俄国还是对中国都可能招致意外的恶果。

　　维持声称李鸿章对他“讲这些话其实根本用不着”，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是和平思想最虔诚的信奉者。”他之所以要“提起李鸿章的这一恳切忠告是为了要表明：李鸿章是中国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国务活动家，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但从中国的观点看，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有高度文明的。”李鸿章可能相信了维特的骗人鬼话，殊不知俄国君臣的惯用伎俩就是以漂亮的言辞掩盖卑鄙的行动。李鸿章真心“联俄”，但“联”的竟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国家，开门揖盗，引虎自卫，无怪乎连对他颇为同情的黄遵宪，也要埋怨他“老来失计亲豺虎。”

　　在访俄期间，李鸿章不仅跌进俄国预设的陷阱，而且表露出许多有损国威的封建恶习。

　　李鸿章抵达彼得堡后，先到财政部大厦拜会维特。他们坐在豪华的客厅里，品茗寒喧。维特间李鸿章吸不吸烟？“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声牡马嘶叫似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一个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个拿着烟丝，然后就是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只是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他嘴里送烟嘴，抽烟嘴，这些完全由旁边的中国人十分虔敬地来做。”

　　更使维特惊愕的是，李鸿章竟然以傲慢轻侮的态度对待俄国的一位贵宾。有一次，维特正在李鸿章那里，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参加沙皇加冕典礼的布哈拉国元首艾米尔前来拜会。李鸿章立即十分严肃地在安乐椅上正襟危坐，直到艾米尔走进客厅，他才站起来略走几步表示欢迎。艾米尔“显然感到李鸿章摆的架子冒犯了他。因此，他首先向李鸿章示意：他是沙皇的重臣，他亲自来访李鸿章只是出于对中国皇帝的尊重。”言外之意，他的来访同李鸿章个人完全无关。他向中国皇帝、皇太后致意，对李鸿章却不置一词。

　　李鸿章心知其意，心中盘算着应付办法。他们只谈宗教，不及其他。李鸿章声称“中国人一向信奉早由孔夫子定下来的信仰原则”，艾米尔则表示：“他是穆斯林，遵循穆罕默德制定的教规”。艾米尔告辞时，李鸿章前倡后恭，居然一直把他送到马车旁。“这时，李鸿章的形象已显得比布哈拉艾米尔这位显贵卑微得多了。”正在一旁的维特暗自称奇，以为艾米尔这位显要人物的态度折服了目高于顶的李鸿章。不料，正当车伕挥鞭待行时，李鸿章猝不及防地喊住马车，对着艾米尔口出不逊，公然把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诬蔑为被中国撵走的“苦役犯”。“这一招来得十分突然，如此狂妄的行为显然把布哈拉艾米尔弄得十分难堪。”维特恍然大悟，断定“这是李鸿章对布哈拉文米尔对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的报复。”李鸿章对于这种违背外交准则、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的行径，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抛下相顾失色的观众，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

　　李鸿章还在维特面前，把腐朽当作神奇加以炫耀。按照传统惯例，为了庆祝沙皇加冕，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了人民游乐会，参加的群众人山人梅。由于组织不好，造成混乱，挤死压伤达两千人左右。这就是“霍登惨案”。李鸿章作为贵宾应邀登上观礼台，他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作了肯定回答，李鸿章摇摇头，对维特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李鸿章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李鸿章俨然以长者的口吻向维特“传经送宝”，吹嘘中国封建官场欺上瞒下的丑恶习气，遭到维特的鄙视和讥讽。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