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71)_苑书义

七一

　　§游历欧美“顿扩灵明”

　　一位法国人在莫斯科问李鸿章：访问欧洲的目的是什么？李鸿章答复说：一是祝贺俄国沙皇加冕；二是“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李鸿章过去对“西洋政教规模”虽已“略闻梗概”，但只限于“耳食”，“究竟耳闻不如目见”，他想“藉此周历一番，看看各国现象，可作一重底谱。”因此，他在俄国逗留期间，既同其君臣交游，又考察其社会，曾特地赶到下诺夫戈罗德参观博览会。据维特说：李鸿章“在博览会上参观了几天”，“对一切都感到好奇，陈列机器设备那部分使他特别感到惊奇。”

　　6月13日李鸿章一行乘坐火车从俄国到达德国访问，下榻于柏林豪华的凯撒大旅馆，“凡口之于昧，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李鸿章常吸之雪茄烟，常听之画眉鸟，也“陈于几而悬于笼”，其余就可想而知了。寝室墙壁上，高悬照片镜框，左边是李鸿章，右边是俾斯麦。6月14日李鸿章驱车到柏林皇宫晋见德皇威廉二世，呈递国书；并致颂词，对德国干涉还辽、帮助中国训练军队、购械铸船表示感谢。他对德国给予自己的“逾于常格”的款待，有些受宠若惊，说“即此一端，已见中德之友谊，实较诸此外有约各国，更形洽比矣。”他本想强调“中德友谊”，但因语意谄媚，遭到外国报纸讥评：李鸿章“甫自俄来，后此复将往法，而独向德皇作此语，未免失辞。”

　　第三天，李鸿章应德皇之邀：到行宫参加国宴，“居各国亲王、太子首座，独致殷勤。”随后，德皇请李鸿章到教场检阅御林军。李鸿章看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阵法纯熟的御林军，联想起业已溃败的淮军，难免产生望尘莫及之感，不觉失声长叹，对德皇说：“苟使臣有此军十营，于愿足矣，况更多多益善，尚何么磨小丑之足为华患哉！”德皇点头称是，并乘机进言：“中国亟须仿照练兵，以图自强，我深愿帮助。武备学堂为练将根基，尤望加意。”事后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说：德皇“好武似俄主，勤劳过之，此德、俄所以称雄也。”

　　李鸿章“连日体察”，只感到德国君臣商民接待优厚，却不知在这种“优厚”接待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贪欲和阴谋。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和李鸿章进行过“两次政治性的长谈，每次都达数小时”，谈话内容涉及中德的“全部邦交，如怎样根据最近东亚发生的事情来调整邦交的问题。”概括说来，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干涉还辽问题。李鸿章重申中国感谢德国干涉还辽，并表示了保持和加强“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愿望”。当然，李鸿章的“感激不是完全无边的”，他指责德国“一开始就对日本远较对中国为同情”，时至今日德国“还存有这种偏袒的心理”，而且“中国为退还辽东所支出三千万两的赔款是德国提出的要求。”

　　马沙尔多方辩解，说“德国在中日战争开始的消极，主要应归咎于英国先采取一个绝对漠视的政策”，并声称“如果德国不参加干涉，日本决不会在辽东问题上让步。”他还竭力否认德国“左袒日本”并首先要求中国支出3千万两“赎辽费”。

　　增加进口关税问题。李鸿章将赫德拟议的“照镑价加税办法节略”交给马沙尔，并“详切开导”说：3千万两的“赎辽费”加上2亿两的赔款，“对中国实在是一个不堪忍受的负担”，“如果列强不许中国增加关税，中国必定在财政上破产。到现在为止，中国对一切国家只征收最低的税率——即从价西分之五。但这方面的条约诺言是三十多年前在刺刀威吓下从中国勒索而来的。再者，按当时的汇兑率，一金镑合银三两，而现在已接近银六两。既然因银价的下降，当时规定的税则的金价实际上已降低一半，现在中国要求按照银价的下落以提高税率，也就是说，税率加倍，是完全合理的。”

　　确定和调整关税税则，本属一个国家的主权。但是1842、1844年英、美先后用刺刀逼迫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却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使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1858年英、法又分别用刺刀逼迫中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一般进出口货物，海关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照银计征。当时世界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对进口货物征收重税，以保护本国经济，但是中国海关税率却被列强压到世界最低水平，并且不得自行调整，加之银价跌落，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提出修订关税税则，按英镑而不照白银计征的问题，确实是“完全合理的。”

　　马沙尔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海关收入三十年来按照金价已大大地降落”，但又狡辩说：“银价的低落对德国出口商是个严重的损失”，“如果中国政府真正需要我们作一个如关税加倍这样的重要的让步，那末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将为此提供些什么。”他向李鸿章“很坦白地并无保留地”提出了德国所急于得到的一切。他宣称：“德国欲开扩商务，恐商情不顺，议院驳阻，但两国交谊关切，如中朝准我推广制造，代办沪宁铁路，照日本成式，派德将练兵，必可商办。”在这里，他公然把胁迫清政府让与这些权益作为就增加关税问题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李鸿章表示：“他本人没有职权与任何一个国家签定协定；他的任务主要是‘展开问题’”。

　　让与军港问题。德国参加干涉还辽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早在1895年12月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就奉命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让与一个军港的要求，马沙尔还亲自出马同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商讨了这个问题，但因遭到清政府的婉言拒绝而没有达到目的。这次马沙尔又旧话重提，他向李鸿章反复强调德国只有获得一个军港，才能在东亚推行“维持东亚均势及中国完整”的政策。他进而威胁说：“中国政府自己必须认清，如果拒绝这样的要求，因而迫使德国完全以它自己的利益作为它行为的准绳，中国是否能改善其地位？”马沙尔供认，李鸿章“非常激边地驳斥这句话，因为他在其最后几个字眼中找出我们也许在东亚有追求一个敌对中园政策的威胁。”李鸿章担心“如果德国得到这样一个军港，其他国家将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他认为“对中国来说，出让这样一个基地的坏处，不如保持与德国友好的好处来得大。”不过，他希望知道德国“是否将更积极地支援中国？”马沙尔作了肯定的答复，并提出了以租借方式获得军港的设想。李鸿章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可能取得谅解，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使这个谅解能达成”。

　　马沙尔与李鸿章的会谈表明，德国借口还辽有功，打着维护中国完整的旗号，妄图从中国攫取军港和其他特权，增强争霸远东的地位和能力。作为清政府代表的李鸿章，虽然不无抗争之意，但终因国势衰微而趋向妥协。他深知在列强推行“强权即公理”的国际环境里，“国权随国势为转移，非公法所能钤制”。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