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69)_苑书义

六九

　　清廷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不只是屈从于俄国之请，而已是基于“联俄制日”的战略考虑。经过甲午战争，日、中两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个崛起，一个沉沦，正在崛起的日本对日益沉沦的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旧恨新仇，使中国上下产生了强烈的仇日情绪。与咄咄逼人的日本不同，俄国却干涉还辽于前，承借巨款于后，矫情千誉，阴怀忮求。清朝统治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感德望援，纷纷以“联俄制日”为言。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俄国同日本存在利害冲突，中国应因势利导，与俄国“深相结纳，互为声援”。

　　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与俄国立约结盟，是中国“今日救急要策”，他建议与俄国“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是时，疆吏呼之于下，廷臣应之于上。奕䜣“主倚俄”，翁同龢也视联俄结援为必然。1896年2月16日翁同龢走访李鸿章，商谈密结外援事。面对国内出现的“仇日、联俄”的气氛，素主亲俄的慈禧特派最早倡议“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出使俄国，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李鸿章奉命使俄，本来颇为“得意”，但表面上却又故作姿态，以年老体弱、路程遥远、“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为借口，竭力恳辞。清廷自然不准，降旨慰勉。李鸿章装模作样，立即拜命，上疏谢恩，表示要“勉竭愚诚”，完成使俄重任。

　　2月28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两天后李鸿章请训陛辞，3月3日离京南下，3月14日抵沪。当时，英、法、德诸国纷纷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访问，以便渔利。李鸿章也曾有过经由法、德转赴俄国的打算。但是，俄国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乘法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莫斯科。3月28日，李鸿章带领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45人，乘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放洋，开始了周游列国之行。

　　李鸿章在上海临行前，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这既反映了李鸿章的心声，又道出了清廷的意图。不求自立，而欲“以夷制夷”，其结果必将为“夷”所制。沙皇根据维特的建议，对李鸿章来访作了精心安排，特派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到塞得港迎候，陪同李鸿章一行，于4月27日抵达敖德萨。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说：“顷抵倭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俄皇令外部电催，“趁此暇日，先赴波得堡递国书接见。”沙皇让李鸿章先赴波得堡，而不迳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着手进行谈判，“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

　　4月30日李鸿章乘坐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住进巨商巴劳辅的豪华私邸，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非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李鸿章“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沙皇指派维特同李鸿章谈判。当时有人告诫维特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维特终于把李鸿章推进了预设的陷阱。

　　5月3日，维特向李鸿章提出“借地修路”问题，他把“借地修路”同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联系起来，维特企图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的承诺为钓饵，来诱骗清政府对“借地修路”这种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的让步。他说：“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恐十年无成。”俄国可代荐公司承办铁路事宜。对于维特的要求和解释，李鸿章提出了“种种异议”，指出：“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维特主与李鸿章的初步谈判中虽然碰了钉子，但却从李鸿章的谈话中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这条铁路的话，是会同意的。因此，维特建议沙皇接见李鸿章。5月4日李鸿章在皇村行宫拜会沙皇，“面呈国书，宝星，并读颂词”。5月7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见李鸿章，“令带经方传话，不使他人闻知。”沙皇把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坐畅谈，说：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李鸿章在会谈后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沙皇的主张比维特“前议和厚”。所谓“和厚”云云，无非是指沙皇承诺“不侵占人尺寸地”、东省接路“由华节制”、援助中国对抗英、日而言。李鸿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诺，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国主，一言九鼎，怎能会骗人呢！从5月8日开始，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将谈判情况随时电告总理衙门请代奏，总理衙门内部多由翁同龢、张荫桓经办，会商奕䜣、奕劻等，请旨电示李鸿章。罗拔诺夫和维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图以签订“华有事俄助”的密约来换取“东省接路权”。而李鸿章和清廷则主张“自办接路”和签汀互助条约，以期确保路权和争取外援。罗拔诺夫和维特步步进逼，李鸿章节节退让。他们之间的谈判，是从彼得堡开始在莫斯科结束的。

　　李鸿章于5月18日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应邀“入宫庆贺”，“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并被授予宝星“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沙皇对于李鸿章的接待，既优礼有加，极尽笼络之能事，又不事张扬，以免引起外国的猜忌。维特说：在《政府公报》上，关于李鸿章的消息最少，“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接见的情况。”5月下旬，李鸿章认为事已至此，无法再争，致电总理衙门，说“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翁同龢、张荫桓同奕䜣、奕劻、李鸿藻、荣禄等“会商联俄事”，“将所有密电录稿公阅，遂议照办。即定议，乃拟旨一通。”28日请旨允准，29日翁同龢亲至张荫桓处拍发电旨，既批准在条约上“画押”，又要对“约内字句”作些改动。

　　6月3日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上签字。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个戏剧性情节：由罗拔诺夫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他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沙皇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及至签字那一天，当双方代表已经在桌旁就坐之后，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大吃一惊，于是立刻将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罗拔诺夫猛击一下前额，说：“唉，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这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不过，他终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巴掌，有几个人进来，他便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他就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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