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67)_苑书义

六七

　　由于李鸿章不知光绪“是否批准条约，至觉惶恐。“于是委派科士达赴京，“为这个条约申辩并催促批准。”科士达离津之前，在一个秘密会议上，李鸿章向他详细解释军机处每一位的个性及其政治的环境。4月30日科士达会见军机大臣，他后来回忆说：“会议的目的是要使军机大臣深知皇帝批准和约之必要。我强调之点是：条约已不是李鸿章的条约而是皇帝的条约了，因为在签字前每一个字都电达北京，皇帝根据军机处的意见，才授权签字。假若他拒绝批准的话，那在文明世界之前，他将失掉了体面，对于皇帝的不体面，军机大臣是应负责的。”

　　面对着主和派和科士达胁追的光绪，本想争取俄、德、法的援助和刘坤一、王文韶的支持，但结果却成了泡影。俄、德、法劝告清廷批准和约；刘坤一、王文韶复奏说事关大局安危，应请军机大臣等通盘筹议，请旨定夺，连口头主战的腔调都改变了；而高高在上的慈禧又一再推脱卖国罪责。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便于5月2日“幡然有批准之谕”。当然，光绪是和着泪水吞下这个苦果的。5月8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同年11月8日由于俄、德、法的联合干涉，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中国以银3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7月29日，李鸿章抵京。第二天“与枢臣同起召见。”光绪“先慰问受伤愈否”，话锋一转，就诘责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词甚凌厉”，李鸿章“亦引咎唯唯”。经过甲午战争，使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陆军溃灭殆尽，加之主和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据时人说，甲午前，慈禧对李鸿章敬信。甲午后，慈禧信任奕励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人觐之后，便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李鸿章哀叹：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第七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

　　§投闲京师

　　“生归困谗，威脱权劫”，这是李鸿章从日本议和归来后政治遭遇的真实写照。

　　李鸿章曾说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但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滚落下来，奉旨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就是仅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以全勋臣脸面。正像伦敦《特报》所评论的那样：“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问之疾视中堂者，声势正复赫奕，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得借住在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舍宅改建而成，建筑宏壮，层甍云构，地极幽敞，炉烟尽静，闲院飞花，不仅环境优雅，而且近邻禁城，封疆大吏入觐者，多在此下榻。

　　李鸿章“终岁僦居贤良寺”，既不能预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他的门生故吏，也纷纷叛离。他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伺机东山再起，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他很少外出访亲拜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一变而被投闲置散，犹如从云端跌落地表，他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他感受到世态炎凉，忧谗畏讥，苦闷无聊。

　　李鸿章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注意“养生之术”，保持在军营中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6、7点钟起床，少许吃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则随意看书和练字。他常常翻阅《资治通鉴》和《庄子》，前者意在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借鉴，后者企图从道家经典中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期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失势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他曾从曾国藩学习书法，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流便的书法，此间每天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临过之后，细看默思，力求神似。午间饭量颇大，无非山珍海味之类。饭后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然后就脱去长衫，短衣负手，在廊下散步，除非遇到严寒冰雪，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并令一个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矣！”时，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闭目养神，一个仆人给他按摩两腿，很久才慢慢睁开眼睛，对守候在一边的幕僚和仆人说：“请诸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随即上床午睡1、2小时。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之后，幕僚连忙入室，同他说古道今。晚餐食量较少，饭后让幕僚自便，“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这种生活规律，“凡历数十百日，皆无一更变”。

　　当时在清朝统治层中疾视李鸿章的，主要是帝党官僚，时翁同龢“当国，尤百计龁之”。翁、李矛盾，不仅涉及政见之争，而且还含有私怨成分。1862年翁氏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到远戍新疆的惩处，据说曾氏上疏，是由李鸿章立稿的，出语惊人，无懈可击。翁同龢怀恨在心，他以帝师之尊而为枢府大员，借机压制李鸿章，因而李鸿章“怨之颇切”。翁氏虽然位尊权重，但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因当时无缺可补，他便产生了觊觎李鸿章缺位的想法。袁世凯投其所好，甘愿为翁氏火中取栗。袁世凯是个“小人”，起初追随李鸿章往上爬，及至李鸿章失势，就立即改换门庭，竭力攀援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达官显贵，以为进身之阶。一天，袁世凯登门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之后，就开门见山他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越听越生气，未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喝止，痛加训斥说：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袁世凯碰了钉子，“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袁世凯走后，李鸿章还余怒未消，特向亲信幕僚倾吐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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