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66)_苑书义

六六

　　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为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天皇降旨表示要严惩凶手，并特派御医前往诊治。伊藤、陆奥亲临榻前慰问，并自动宣布除台湾、澎湖地区外立即停战，企图藉此稳住清廷，避免列强干涉。

　　可悲的是，李鸿章虽然看出自己受伤后日本“上下礼谊周至，不过敷衍外面”，但他本人和清廷却都没有利用这次事件压制日本争取外援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把索取媾和条款放在首位。清廷天真地以为日本“似尚有抱歉之意”。李鸿章面伤稍苏，即照会伊藤等，声称明日之会不能躬亲，拟令李经方代往晤索议和条款。当得到陆奥关于停战的通知后，“绷带外面仅露一眼”的李鸿章，“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一场风波，就这样化险为夷了。

　　4月1日，伊藤提出日本的媾和条款，要求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银3万万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北京等7处为通商口岸：日本臣民得在中国设厂从事各种制造，并得输入机器等等。李鸿章随即电告总署，“请先核明代奏”；同时与科士达密商，拟定答复“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通商新章与西国订约不符，委婉开导驳斥，累数千言”，于4月5日送交伊藤、陆奥。陆奥阅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份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他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伊藤与陆奥商定，不同中国讲道理，只要中国谈事实，这正是“胜于力而屈于理”的办法。4月6日，伊藤发出照会，胁迫李鸿章对日方媾和条款作出明确答复，“勿再延缓”。

　　李鸿章电告总署：日本“嫌（说帖）未说明所欲允之意，注意仍在让地、赔款两条实在着落。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

　　当时清朝统冶层对日方媾和条款，看法不一。光绪“意在速成”，奕䜣、孙毓汶等断言“战字不能再提”，主张割台保奉。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恐从此失天下人心”，与世铎。奕䜣“语不洽”。双方各执一词，光绪难以作出抉择，便于4月7日电示李鸿章，说“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责令李鸿章“直抒己见”，“不得退避不言”，并“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4月8日，慈禧声称：奉天、台澎“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当然，慈禧此举，只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她并没有“撤使再战”的决心。就在这一天，李鸿章遵旨复陈，主张割让奉天安东、宽甸、凤凰、岫岩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银一万万两。4月9日李鸿章根据这一设想，拟定和约修正案，交给日方。

　　第二天，伊藤面交对中国修正案的复文，要求赔款2万万两，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并蛮横地声称：日本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他既不准置辩，又肆意恫吓。李鸿章忍辱负重，哀声乞怜，而伊藤、陆奥却“乘胜贪横，悍然不顾”。李鸿章深知日本“实非情理能喻”，急电总署表示：“鸿力竭计穷，恳速请旨定夺。”4月12日，光绪指示李鸿章再与伊藤“磋磨”，争取减少赔款，“允其割台之半”，“牛庄营口在所必争”，“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4月13日，李鸿章连复三电，一面进行威吓，说日本已派兵赴大连湾，“若议不合，必至决裂”，进攻京畿；一面断言“割台之半与之，亦必不允”，“实恐难望转圈”，日本“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4月14日光绪无亲，指示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清廷和李鸿章是被迫与日本定约的。李鸿章以为日本有意“急攻京畿，以图要挟，故限期成议。”答应日本要求，“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在清廷和李鸿章看来，“京师则宗社攸关”，要想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就只得忍辱负重，出卖民族利益，屈膝求和。他们曾经试图争取英。俄、法等国出面干涉，压服日本。然而，事与愿违，盛宣怀电告李鸿章说：“此间分询各使，均云并无出力相助之议。”外援无著，又无劲旅保卫京畿，除了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就别无他途了。

　　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在《马关条约》上签字。《马关条约》正约共11款，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分8次交清；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双方议定5月8日在烟台互换批准书。4月18日，李鸿章自马关启程返国。船抵大沽，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约本。李鸿章至津，称病不出。4月20日，他奏报谈判经过，一面为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一面劝导清廷发奋图强，认为“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甚幸。”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声讨日本侵略罪行，抨击清廷和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在拒和、迁都、练兵、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在清朝统治层中，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章谏阻”，追究致败之由、误国之责，把一腔怨愤几乎都倾洒在李鸿章身上，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势。他们既不敢正视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又不敢抨击真正的罪魁祸首慈禧一伙。他们对李鸿章的口诛笔伐，虽然有时意气多于冷静的分析，难于对其作出全面的切合实际的估价，但却反映了朝野上下的思想动向，表现了人们对战败乞和的愤慨和国运垂危的关注。

　　鉴于马关条约的流弊无穷和全国的抗议浪潮，清廷对和战问题，举棋不定。光绪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翁同龢不赞成“毁约再战”，但“力陈批准宜缓”，企图借助俄、德、法迫使日本放弃台湾和辽东半岛。许多军机大臣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不足恃”。翁同龢、李鸿藻“力斥之”，并在光绪面前“亦切陈之”。光绪欣赏此议，特派总署大臣往见俄、德、法驻华公使，并电饬驻俄、法等国公使与所在国外交部密商。

　　4月25日，光绪“命枢臣偕庆邸请见皇太后面陈和战事”，内监传懿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第二天，军机见时，传懿旨说：“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一策以闻。”27日，光绪亲自向慈禧“敷陈西迁之议”，慈禧“微笑摇首”，断然拒绝：“可不必”。“和战之局汝主之，此则我主之。”30日，光绪命翁、李、孙等到患病的奕䜣家里会商，“令定和战之议”。孙毓汶“以所拟宣示稿就正”。奕䜣“以为是宣示者，俟批准后告群臣之词也，大意已偏在和字。

　　李鸿章主张按期批准互换马关条约，反对“毁约再战”。清廷指示李鸿章就割台、赔款问题电商伊藤“通融更改”，李鸿章断然拒绝，说自己作为马关条约的签订者，不能“改议电商”，“以一口说两样话，徒为外人訾笑。”这里既有恫吓，又有推诿，而意在迫使清廷按时批准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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