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65)_苑书义

六五

　　与李鸿章“亲俄疏英”相反，帝党和张之洞却主张以2、3千万两白银为诱饵，“密联英德以御倭人”。光绪让奕䜣征询赫德意见，赫德则持否定态度，以“不能”答之。光绪遂下谕召张之洞来京陛见，打算与他商讨密联英德事宜。然而，英德却无意援助中国，致使帝党大失所望。10月13日，欧格讷总署会晤奕䜣，提议由各国保护朝鲜，中国赔偿日本兵费，并蛮横要求即日定议。第二天，总署大臣就欧格讷的建议展开了辩论，并请示了慈禧。

　　据翁同龢日记载，慈禧、奕䜣赞成在欧格讷提议的基础上议和，翁同龢、李鸿藻则痛恨欧格讷“要挟催逼”，并因“天意已定”屈辱求和而“求死不得”，仰天长叹。但是，日本却因图谋在武力夺取辽东半岛之后议和而拒绝了英国的调停。10月底11月初，由于日寇铁蹄蹂躏辽东半岛，威逼奉天“根本重地”，迫使帝党同后党、李鸿章等在“遣使议和”问题上，渐趋一致，因而以后相继有德璀琳和张荫桓、邵友濂出使日本之举。当时日本政府并无议和之意，指责德璀琳不合交战国使者资格，拒绝接待；指责张、邵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并公然指名要奕䜣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11日，光绪再次召集军机议事，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见重臣，论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之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䜣对曰：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怒形于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著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

　　清廷所以选派李鸿章赴日议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

　　1895年2月10日光绪召见军机大臣翁同龢等，“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11日，光绪再次召集军机议事，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2日慈禧召见重臣，论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转来东京之信说：“所指自是李某，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䜣对曰：光绪不让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怒形于色，冷言道：“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1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著星速来京请训，切勿刻迟。”

　　清廷所以选派李鸿章赴日议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倭焰鸱张，畿疆危逼，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亟谋两害从轻”，而李鸿章身兼将相、厌战主和并为日本所“器重”，全权代表匪异人任。于是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吴汝纶说：“此时言和，直乞降耳，乃欲以口舌争胜，岂可得哉。”“乞降”本来是一项屈辱而又危险的使命，正如赫德所说的：李鸿章东渡“签立和约，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不但为全国人所咒骂，也许还要受政府的公开谴责。”李鸿章向张荫桓透露：“各使怂恿兄去，致被新命，茫无所措，拟进京商办”。张借助英俄拒绝日本的割地要求。孙、徐“以为办不到”，而瓮却“力赞之”。

　　李鸿章认为割让土地给日本，“北则碍俄，南则碍英法”，利益攸关，英、法、俄等国有可能进行干涉。因而，他一面先后访问美、俄、法、英、德等国驻华公使，请其“电知本国”；一面电令”中国驻英、俄公使“速赴外部密商托”。然而，事与愿违，李鸿章争取外援的活动，结果毫无成效。他对张荫桓说：“连日为土地事，与各使商论，皆谓非此不能结局。”他哀叹：“借助仍难著实，不肯用重力，恐无济。”他鉴于英、俄“无切实相助语”，和“中国不割让给日本一块土地，就没有签订和约的可能”，所以转而主张割地求和。据翁同龢日记载：2月25日李鸿章面奏，“略及割地”，奕䜣“亦发其凡”，翁同龢“却未敢雷同，同人亦寂寂也。”光绪深知割地事体重大，必须禀商慈禧决定。

　　第二天，当光绪将李鸿章、奕䜣的意见报告给慈禧之后，不料“李鸿章所奏，恭邸所陈，大拂慈圣之意”。慈禧玩弄权术，推卸责任，对光绪说：“任汝为之，毋以启予也。”28日光绪要奕䜣等奏请慈禧“定使臣之权”。慈禧令太监传言：“一切遵上旨可也。”3月2日，光绪迫于事势，给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李鸿章“闻命之余，曷胜悚惧。”他上疏预筹赴日议和情形说：日本重在割地，事机紧迫，非此不能开议。拟就形势方域，斟酌轻重，力与辩争。此外所求，非止一端，并当相机迎拒。

　　3月3日光绪发布上谕，肯定了李鸿章的行动方针，令其“权衡于利害之轻重，情势之缓急，统筹全局，即与定议条约，以纾宵旰之忧，而慰中外之望”。同时枢臣奕䜣等公奏慈禧说：日本重在割地，“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由此可见，清廷在自身统治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出卖民族主权以维护其反动统治。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3月4日李鸿章单独请训，发下全权敕书。翌日萧然出都。

　　3月19日，李鸿章带领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等到达马关。第二天便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谈判反映战场上的形势。伊藤、陆奥摆出战胜者的骄横姿态，采取军事要挟和外交讹诈的两手策略，力图从中国攫取最大权益以满足其贪欲。李鸿章鉴于“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因而便委曲哀求，步步退让。李鸿章深知擅自允许日本的侵略要求，必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对谈判中涉及的重大问题，无不随时电奏，候旨遵行。

　　在第一次会议上，李鸿章发表了长篇谈话，从陆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他赞扬日本“近年来改革事业的成就”，“称颂伊藤总理的施政得宜，并叹息中国之改革尚未奏效，是由于自己才略不足”。第二，他断言中日战争，使“中国侥悻得以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成中国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可谓得益非常巨大。”第三，他主张“中日同盟”，说什么“中日两国为东亚两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各国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如两国将来能相互合作，则对抗欧洲列强亦非至难之事。”李鸿章的这段议论，固然不乏外交词令，但是晓以两国唇齿相依之大义，主张两国“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却无疑是真知的见、语重心长。然而，骄横的伊藤、、陆奥听不进任何忠告，一心要把日本的富强建立在中国贫弱的基础之上，妄图称霸亚洲，征服世界。

　　李鸿章要求在两国议和期间，双方陆海军一律停战。日本提出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地方、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交日军管理以及停战期间军费由中国负担等苛刻条件，作为允许停战的前提。李鸿章要求停战，是为了防止日军进攻京畿：而伊藤如此凌逼，意在迫使中国放弃停战之想，保持对清廷的军事压力。李鸿章致电总署，指出日本“要挟过甚，碍难允行”。光绪获悉后，令奕䜣等与各国公使面商，而各使“均以先索和议条款为要”；同时表示停战期内中国可“支补”日本军费，其余条款“万难允许”。3月24日，李鸿章被迫搁置停战之议，而索取媾和条款。伊藤答应以第二天面交。李鸿章从会场返回寓所途中，遭到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的枪击，左颊中弹，血流不止，“登时晕绝”。经医生检查，子弹嵌入颊骨，取之难保无虞，决定留弹合口。一个外国使节被所在国人暗杀，实在是一件极端野蛮和丑恶的事。消息传开，日本“举国震惊”，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陆奥供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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