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62)_苑书义

六二

　　其实，俄国并不愿用强力干涉朝鲜问题，担心援助中国会把日本驱向英国怀抱。7月9日喀西尼派人通知李鸿章：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未便用武力强制，至于朝鲜内政应改革与否，俄国不便与闻。这使李鸿章深感失望。然而，7月22日俄国驻华使馆参赞会见李鸿章时却又声称：“看倭人现在情形，劝息势须动兵”。李鸿章信以为真，说“贵国如派兵船，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他电告总署：“似俄真动公愤，未必欲收渔人之利。”但总署却声称对俄国“不可倚以为助”。

　　李鸿章在请求俄国调停的同时，还企图利用英国同日、俄两国的矛盾，争取英国的支持。当时英国远东政策主要着眼于防俄，力图防止俄、日联合。7月2日李鸿章在会见英国驻天津领事时，乞求英国速派海军司令带领舰队径赴横滨，与驻日英使同赴日本外交部，“责其以重兵压韩无礼，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他鼓动说：日本必定遵办，而英国与中日两国“交情尤显”。“此好机会，勿任俄著先鞭。”李鸿章的这种想法，欧格讷“似不以为可”，“未电本国”，并遭到光绪的斥责：“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著毋庸议。”

　　§消极防御

　　正当李鸿章和清廷设法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之际，日本政府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对中国海军进行突然袭击，挑起战端。7月27日军机处上奏光绪，建议撤使：布告各国和对日宣战。与此同时，总署电询李鸿章关于撤使、布告各国的意见。第二天，李鸿章复电总署：

　　倭先开战，自应布告各国，俾众皆知衅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后详细情节据实声叙。钧署拟稿必臻周妥，内属国一节，朝鲜与各国立约时，均声明在先，各国虽未明认，实已默许，可否于文内轻笔带叙，斯我先派兵非无名，后来各国调停议结亦暗伏其根。汪使应撤回，倭驻京使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总署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于7月30日照会各国公使。声明日本“悖理违法首先开衅”，“公论难容”。8月1日光绪颁布宣战上谕。

　　从中日战争总体上看，日本采取战略进攻态势，清政府则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同日本政府精心策划、主动进攻相反，清政府是被迫应战，事前缺乏充分准备，事后也没有制定合乎实际的战略计划。不过，既然日本业已挑起战争，清政就不能不采取实际作战措施以应变。丰岛海战之后，清政府逐渐地建立起以京畿、奉天、平壤前线为重点的三位一休的战略防御体系。这个战略防御体系反映了清朝统治层的共同的战略思想。

　　平壤是朝鲜旧京，“实为朝鲜全境之中权，乃图朝鲜必争之地。”奉天是清廷陵寝宫阀所在，京轰的东部屏障，因而被视为“根本重地”。京畿是清朝的统治中心，日军的战略根本所指。因此，清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加强京畿、奉天和平壤的防线。这种防御体系，重在陆路，而忽视了与之休戚相关的争夺黄海、渤海制海权向题。当平壤、黄海大战之后，面对着”水陆两军新有挫失”、风传日军“图犯北京”、“谋袭沈阳”的严酷现实，李鸿章上疏说：“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

　　李鸿章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符合清廷故意愿，立即得到光绪的批准。此后，清政府基本上是依循这个战略计划来指导防务的，即使日本把军锋指向辽东和山东半岛、力图摧毁北洋海军基地、动摇渤海两翼钥形屏障之后，清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变动防御重点，仍然坚持重沈阳、京畿而轻视辽东、山东半岛的作法，致使清军兵力布署出现了反常现象：敌锋未及的沈阳、京畿地区大军云集，游移于战场之外，而敌人主攻的地区兵力严重不足，寡不敌众。实践证明，这种战略计划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以辽东和山东两个半岛为战略重点，控制渤海，拱卫沈阳和束畿。

　　清朝统治层虽然在战略恩想上并无二致，但是在战略防御中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光绪倾向于积极防御，而李鸿章则坚持消极防御。光绪和李鸿章关于防御方针之争，主要表现在对北路援军和北洋舰队的指导上。

　　关于北路援军的进止，光绪在发布宣战上谕的第二天，就命令李鸿章“迅速电催，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与叶志超合力夹击，以期迅奏肤功”。第三天又指示李鸿章“加电迅催”，“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光绪的意图是北路援军应取攻势，直趋汉城，与叶志超军合力夹击日寇。当时在朝日寇兵力尚单，加之朝鲜官民的支持，清军南北夹击，扭转战局是可能的。

　　但是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他知道朝鲜是个半岛，担心日本利用海军优势，截断北路援军后路。8月5日他致电卫汝贵说：“日兵船赴大同江，意在截我后路。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坚扎营垒，勿为所乘；确探前路敌情，俟全队到齐，再相机进止。但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8月11日卫汝贵等提出“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稳扎稳打，庶进退裕如”的方针，李鸿章据以电告总署，井作了“查布置情形，尚属周密”的评语。8月16日光绪指示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速进兵：一面并将布置后路情形复奏。”

　　第二天，李鸿章请总署代奏：“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光绪认为这是一种“株守以待”的方针，势必造成“坐失事机”的恶果，因而接连严令李鸿章命平壤前敌各军迅图进剿，先发制人。然而，李鸿章却坚持己见，拒不遵旨。8月25日光绪根据李鸿章的提议，任命败军之将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命其督率诸军，相机进剿。”叶志超始则提出“必俟兵齐，秋收后始能协力前进”；继而声称“陆军劳费万端，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

　　李鸿章对前者褒以“自系老成之见”，对后者则未置可否。光绪览奏，“殊深疑闷”，特于9月4日严令李鸿章对“所言分布进剿机宜”，“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并警告他“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懔之！慎之！”就这样，一个要“先发制人”，一个坚持“株守以待”，争论不休。光绪“屡促进剿，而李鸿章总以兵力不敷为言”，致使日本得以乘机加紧备战，“密为布置，修治台垒，造置铁路，守御益固，攻取益难。”李鸿章坚持“株守以待”的消极防御方针，使清军失掉了主动出击的有利时机，导致平壤战役的失败。

　　关于北洋舰队的作战方针，光绪与李鸿章的分歧，也集中在积极还是消极防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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