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63)_苑书义

六三

　　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一面电告清廷有关战况，一面命令丁汝昌“统带铁快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在不到二十天时间里，丁汝昌曾奉命三次赴朝鲜洋面梭巡。8月3日光绪质问李鸿章：“前据电称，丁汝昌寻倭船不遇，折回威海卫，布置防务。威海避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措置？抑藉此为藏身之固？”并令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李鸿章一面为丁汝昌辩解，一面电示丁汝昌：“参折甚多，谕旨极严、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

　　8月13日李鸿章鉴于日本海军“乘虚往来威海、旅顺肆扰，各处告警”，并有赴山海关、秦皇岛截夺铁路之谣，因而责令丁汝昌：“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然而，一纸电令，并未能改变丁氏的“偷懒畏葸”。当时光绪“屡催设法接济”牙山叶志超军。据说光绪“深怒海军不能救援叶军，诘责庆邸，掷碎茶碗，谓丁汝昌不能战，糜费许多饷何益？”由于丁汝昌“气馁”，“海军胆怯”，“水路无从接济”，叶志超军面临覆没的危险。于是，李鸿章电令叶志超向东边汉江上游水浅处觅间道北移。

　　当时日本海军声东击西，经常窜到威海、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网”。8月23日光绪判断日舰“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于是指示丁汝昌将北洋舰队的防御重点从朝鲜洋面转移到威海、烟台、旅顺和大连湾等处，扼守“北洋要隘，大沽门户”。光绪的主张同李鸿章的想法颇为相似。

　　8月29日李鸿章上书光绪，建议采取“保船制敌之方”。他认为中国“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中国“快船不敌”日本，倘与日本“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他主张中国海军不必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戈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日本“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这样不仅北洋门户“恃以无虞”，而且威海与朝鲜仁川—水相望，日本因担心中国海军东渡袭其陆军后路，就不敢让其海军舰队全部驶寓仁川进犯中国各口。8月31日光绪肯定了李鸿章的“严防威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计”。

　　光绪与李鸿章的一致之处，是放弃争夺黄海制海权，严防威旅门户，保船制敌。这就既使援朝陆军陷于孤立，又把战火引进北洋沿岸，显然是一太失策。英国人格伦指出：“中国于开战之初，已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自身承诺将战地置于中国沿岸，岂不怪哉！”

　　光绪与李鸿章之间的分歧，则在于是否“相机迎击，以期力挫敌锋”。黄海战后，由于李鸿章处处迁就丁汝昌，致使这种分歧更加突出。9月29日光绪根据赫德的“倭兵三队来华，头队指黄海”的消息，谕令李鸿章：“威、旅及内海各口防务十分紧急，海军修补之船须赶紧准备护口迎敌”。10月2—13日间，李鸿章多次指示丁汝昌：率定、镇等舰“出巡威湾旅一带”。

　　10月17日丁汝昌虽然率舰出巡，但却从旅顺驰向威海，一呆就是十天。在此期间，日舰护送陆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李鸿章获悉后，立即电令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旅湾游戈。丁汝昌重施故技，从威海径直驶入旅顺，泊锚不动。当日军进逼金州，旅防万分危急之时，光绪电令丁汝昌率舰前往皮子窝设法雕剿，断其后路接济。然而，丁汝昌拒不应命，并逃离旅顺，返回威侮。李鸿章既声称断日军后路接济，“力固不能”；又对丁汝昌率舰“仓皇出走”避匿威海之举不予深究。

　　11月9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带舰来津“面商往旅拚战、渡兵、运粮械接济”问题。丁汝昌遵命赴津，与李鸿章、汉纳根面商。12日李鸿章报告总署说：“丁汝昌拟即率六舰由津赴口外巡徼，遇敌即击，相撞即攻。”但“若令护送运船，适以资敌”。在这一点上，与汉纳根的意见相同。当天，丁汝昌率舰“赴旅顺口探巡”，不过只在旅顺口外待了几个小时，就匆匆退入威海，坐视旅顺陷落而不救。旅顺失守，威海吃紧，李鸿章断定“湾旅敌船必来窥扑”，便于11月27日电令丁汝昌有警时“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

　　光绪的看法略有不同。他深知“海军战舰数已无多，岂可稍有疏失？若遇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因而要李鸿章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李鸿章当即责令丁汝昌妥筹电复。1895年1月16日丁汝昌指出：若“水师力强，无难远近迎剿。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李鸿章认为丁汝昌“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请总署代奏。光绪经过慎重考虑，在21—23日三天之内连下三谕，既批准李氏之议，说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前据李鸿章电奏，预筹水陆相依之法，尚属详悉”，又反对坐守待敌，要求李氏迅速筹办“应如何相机合力出击之处”。

　　李鸿章遵旨电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丁汝昌却认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1月24日李鸿章答复说：“汝既定见，只有相机妥办。廷旨及岘帅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由此可见，光绪希望“保全铁舰”，并“屡催出口决战”。李鸿章虽然不无赞许之意，但当丁汝昌坚主“避战保舰”时，却又往往采取迁就态度，结果导致威海陷落，舰队覆没。

　　随着战事的节节失利，清朝统治层里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帝党决意削弱后党，设法迫使慈禧重新起用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䜣，擢升翁同龢、李鸿藻为军机大臣。然而事与愿违，奕䜣因“年已老，又叠经废置”，锐气尽销，因循苟且，并没存成为帝党的帮手，反而支持了后党的求和活动。翁同盒龢、李鸿藻虽然跻身枢府，但却无力改变后党把持“权而要”的军机处的局面。帝党在要求起用奕䜣、提拔翁、李的同时，竭力“摧析”为后党所倚重的李鸿章。他们深知要想增强权势，坚持抗战，就必须更易将帅，夺取军权。“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

　　1894年8月，志锐、文廷式等先后上疏弹劾李鸿章衰病昏庸，贻误大局，请求另行简派重臣至津誓师。军机处以为不可，驳之曰：“环顾盈庭”，“无人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议。”9月翁同龢、李鸿藻利用平壤之败，主张对李鸿章一要“严议”，二要“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光绪虽然将所谓“严议”束之高阁，但却给予李鸿章以“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这是帝党对李鸿章的一次小小打击，也是后党为了缓和民愤而勉强吞下的一个苦果。李鸿章获谴后，上疏抗辩，声称平壤之败，系由众寡不敌，器械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他抱怨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岂能决胜疆场.他还委婉地批评了弥漫于统治层中的轻敌和速胜思想，恳请光绪“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进行持久战。10月，丁立钧、张謇等分别上疏“请罪李鸿章”。张謇抨击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恳请“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张謇此折“当日流沫传诵”，据说李鸿章看后，还击节赞之为“笔意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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