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61)_苑书义

六一

　　李鸿章和总署认为，日本是以朝鲜“不办贼”“借口助兵”的，要使日本撤军，中朝就必须切实镇压东学党起义。他们指示袁世凯“不必促倭退兵，惟在催韩剿匪”，并饬令叶志超、聂士成“相机助剿”。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将东学党起义镇压下去，“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这是由于他们轻信了日本关于“俟贼全平再撤”的谎言，尚未识破日本的侵略阴谋，因而作出此时日本“不敢遽谋吞韩”的错误判断的结果。

　　李鸿章和总署还天真地以为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是消除“倭衅”的“釜底抽薪”之计。他立即指示袁世凯：“无论倭肯撤兵与否，韩必自将内政整理，除贪、奖廉、恤民、察吏，庶旁人无可借口，务随时切劝。”

　　清政府处理朝鲜问题，主要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维护中朝两国主权，同时也有保持中朝宗藩关系的意图。清政府为出兵朝鲜事给日本的照会中有“保护属邦”字样。日本政府一面力图在军事上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一面胁迫清政府修改照会中“属邦”二字。李鸿章致电汪凤藻说：“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李鸿章将此意电告总署，得到总署的坚决支持。日本政府见此计不成，便打着“维护朝鲜独立”的旗号，胁追朝鲜否认中朝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内部亲日势力迅速抬头。6月28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质问朝鲜“是否独立自主的国家？”，限期答复。李鸿章闻讯后，指示袁世凯：日本胁迫朝鲜“不认华属，断不可从”，务必劝说朝鲜国王坚持定见，如果朝鲜国王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中国定将“兴师问罪”。李鸿章的本意，是企图“以此胁韩，勿令轻许。”当时日本政府抓住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宗藩关系问题，竭力破坏中朝关系，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本应顺乎历史潮流，主动废止中朝宗藩关系，积极援助朝鲜独立自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中朝两国的反侵略联盟。怎奈清朝封建统治者不识时务，抱残守缺，以致失掉朝鲜的友谊，使日本得以售其奸。

　　当时清朝统治层虽然都主张“遣兵代剿”、中日共同撤军和保持中朝宗藩关系，但是在通过什么途径避免中日战争、争取和平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帝党主张一面备战，一面和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后党和李鸿章则倾向于和商，“以夷制夷”，对备战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

　　李鸿章虽然早在6月14日就宣称入朝清军“此时防日较重于防匪”，把防御日本侵略提到首位；但对备战却采取消极态度，认为敌强我弱，“越国进剿，毫无把握”。慈禧担心中日开战延误自己作寿和削弱后党权势，支持李鸿章的主张。6月中旬，汪凤藻、袁世凯皆请“厚集兵力”，遭到李鸿章的拒绝。6月22日总署电询李鸿章：“倭如添兵不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第二天，李鸿章复电说：我若增兵，日本亦必添调，那将如何收场呢！“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但是，光绪却认为，“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辨，已属无济于事”。日本已派大军进入汉城，倘若对朝鲜“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著。”他指示李鸿章就“如何及时措置”问题，“妥筹办法，迅速具奏。”

　　6月30日李鸿章遵旨复奏，一面表示日本遽以重兵胁韩，“倘至无可收场，必须预筹战备”；一面又说“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八艘，余船尽供运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令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妨大局。”光绪看后，非常气愤和不安，7月2日再次降旨，指示李鸿章对“外援内防，自宜先事豫筹”，并责问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各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7月4日李鸿章复奏说现有海陆军“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如若“出境援剿”，就必须“备饷征兵”。光绪无奈，便于7月11日决定给李鸿章拔款300万两，令其“将战守一切事宜，随时妥为筹备，以期缓急足恃。

　　光绪指示李鸿章妥筹战守事宜，李鸿章就提出如何处理在朝清军问题。当时驻军牙山的叶志超向李鸿章提出派军增援、撤军回国、“守此不动”等上中下三策，请求裁夺。李鸿章斟酌再三，电告总署说：“钧署现正与倭商，未便遵添大军，致生疑沮，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同见，前钧电有或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惟所称军士露处受病实情，可否照办请速核示。”李鸿章虽因受张佩纶“先班师示弱以骄敌”思想影响而倾向中策，但却不愿明言，因而特地电请总署核示。过了两天，光绪下谕，指出撤军“殊属非计”，而“大举致讨，即在指顾。著李鸿章休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毋致延误。”

　　就在李鸿章有意撤回驻朝清军的同时，御史张仲炘上疏，抨击李鸿章“观望迁延”，请“一意决战，以弭后患”。

　　7月14日以后，中日关系急骤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驻华公使向总署呈送第二次绝交书，指责清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是“有意滋事”，声明“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面对如此严峻局势，光绪和李鸿章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7月14日光绪决意进兵，下谕说：日本以重兵胁制朝鲜，“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谋。”“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水路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光绪过去倾向于实力备战以为和地，现在则转而“一力主战”了。

　　慈禧虽然不愿开衅生事，但却认定日本是个“小国”，堂堂中华岂能容忍“小国”凌辱，因而在一定时期“主战”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时人说“西后藐日而轻战”。

　　与此同时，李鸿章由于日本的咄咄进逼和清廷的屡屡切责，也开始从“重外交轻军事”，转而积极备战了。7月16日他遵旨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率军入朝，进驻平壤。7月20日，又拟雇英商高升等船，运兵赴援叶志超。

　　除了作军事上的准备外，李鸿章还企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他只看到列强之间的争夺，却无视它们在对外扩张中的勾结，因而对列强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光绪虽然并非拒绝“以夷制夷”，但却对英、俄调停怀有戒心。

　　6月20日李鸿章电告总署，说已经向欧格讷、喀西尼提出请英、俄两国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因为“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正因为他发现日本“畏俄”甚于“忌英”，所以就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俄国的调停上。他既给予俄国以调停的“优先权”，又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俄国当时希望维持远东现状，并鉴于李鸿章给予自己“莫大利益”，因而决定调停中日争端，以便从中渔利。6月25日李鸿章对总署说：俄皇已通过驻日俄使“勒令”日本政府“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果日本拒绝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李鸿章深信俄国将能“压服”日本，军机大臣们也“喜压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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