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57)_苑书义

五七

　　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2月26日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当时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血写的事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角逐，“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美、法、德诸国复群起而议其后”，这不仅为“朝鲜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国之隐忧”。面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侵略，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牵制政策”。

　　倡议在朝鲜推行“牵制政策”的是丁日昌。他在1879年说：

　　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致无所忌惮。若泰西仍求与朝鲜通商，似可密劝勉从所请，并劝朝鲜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聘问不绝。总理衙门同意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让李鸿章照丁日昌所陈作为己意转致朝鲜李裕元。李裕元系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主持大政，晓畅时务，当时虽已退休，但声势犹存。他曾致书李鸿章“道其仰慕”之情，李鸿章复书“略及外交之意”。此时若由李鸿章出面写信给他“藉为开导，尚非无因而至”。

　　李鸿章称赞丁日昌所言“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他遵旨致函李裕元，发挥丁氏建议，请求将其呈报朝鲜国王察核，“广集廷臣，深思远虑，密议可否。”李鸿章写给李裕元的信，虽是由薛福成起草的，但却如实地反映了他对远东形势的看法和所拟推行的外交政策。

　　首先，他认为“日本行为乖谬，居心叵测”，亟宜设法防范。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对于邻邦朝鲜和中国，“难保将来不伺隙以逞”，“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付可以制之”，而朝鲜“固不可无以备之”。

　　其次，他认为朝鲜应该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采取应变措施。在军事方面，应该“密修武备，筹饷练兵，慎固封守。”在外交方面，应“恪守条约”，不要给人以可乘之机。同时“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相继与欧美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前者是加强国防建设，后者是讲求“交接远人之道”。李鸿章认为，这是保卫朝鲜的必要措施。

　　李鸿章说：“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是难以抗拒的，惟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勾结英、法、美或俄国侵略朝鲜，使朝鲜“势成孤注”的可怕前景；又看到欧美各国同日本争夺朝鲜的现实，企图劝导朝鲜与英、美、法立约通商，“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进而迫使俄国讲和通好。显然，这是一种均势思想，企图在列强之间“互相箝制而莫敢发”的条件下苟延残喘。

　　李鸿章的均势思想，同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缺乏认识有关。在他看来，“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英、美、德、法距朝鲜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他轻信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通例”和“公法”，错误地以为英、美、法不会“无故夺灭人国”，无意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只是想“通商”、“保护过境船只”。因而，朝鲜只要与英、美、法立约通商，就能使之以为我用。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本，肯定不行，以允许欧美列强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他还劝导朝鲜应随时派人到有约之国，“通聘问，联情谊”，“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约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其实，无论是立约通商，抑或是“通聘问”、“联情谊”，都不会改变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不能指望藉此获得它们的支持而排除日、俄侵略势力。

　　生活在封闭社会里、遵循传统治略的李裕元复信表示：朝鲜本意“不欲与他国来往，牵于众议，不敢主持。”但“拟仿古外国人学之例”，咨请礼部拣选明斡人员赴天津，“学习练兵制器之法。”

　　1880—1881年间，美国派遣薛斐尔出使朝鲜，企图以日本为媒介与朝鲜立约通商。俄国除兵于黑龙江、海参崴等处，如“不得志于中国，必将逞威于朝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胁迫总署劝说朝鲜“急与各国通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朝鲜君相“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但因统治阶层中“议论纷歧，尚难遽决”。清政府为了加紧推行牵制政策，也改变属藩“公牍往来职之礼部”的旧制，决定“遇有关系洋务紧要之件”，由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

　　李鸿章受命之后，面临着如何处理朝鲜与他国立约通商的问题。驻日公使何如璋从维护宗藩关系出发，主张中国应派人前往代为主持，或请旨饬令朝鲜与他国订约，并于条约内声明：“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国结约”。李鸿章认为这种主张，虽然不无道理，但却窒碍难行，势必引起朝鲜的疑虑和欧美列强的反对，不如对朝鲜“密为维持保护”更为适宜。

　　李鸿章主张朝鲜应先与美国立约。他认为美国“最为公平顺善”，“无贪人土地之欲”，又“好排难解纷”，“联美”有利于朝鲜。他邀请朝、美代表来津“面议其大略”，再赴朝鲜。所谓朝、美立约谈判，实际上成了中、美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李鸿章督同马建忠、周馥代拟了朝鲜与美国通商章程草稿，而美使薛斐尔则提出了以《江华条约》为蓝本的约稿。双方分歧的焦点是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中方代拟约稿规定“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均得自主。今兹立约后，大朝鲜国君主大美国伯里玺天德俱平行相待，两国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侮之事，必彼此援护，或从中善为调处，俾获永保安全。”非常明显，前半段是要美国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后半段是要美国“援护”朝鲜抵制旧、俄侵略。而美方约稿同中方代拟约稿比较，所差甚远，对于中国属邦，“均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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