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56)_苑书义

五六

　　按照《中法停战条件》的规定，双方要议定正式和约。法国新政府任命巴德诺为全权代表，清廷则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但事实上，有关中法正式条约的谈判主要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天津进行的，主要谈判者是金登干（在赫德指使下）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而不是李鸿章与巴德诺。具体的程序是：法国把自己所拟定的条约草案交给金登干，金登干电告赫德，赫德递交总理衙门；清廷就这个条约草案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其间曾征求李鸿章的意见），经赫德交给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谈判，每当双方就某几款取得协议后，才由中法政府把这几款分别交给李鸿章和巴德诺，由他们就细节和约文加以核对。所以，他们在天津的工作基本上只是“督同中外翻译官，详确考究，讲解文义”而已。

　　李鸿章自己也明确说过：“款议始终由内主持，专倚二赤（指赫德），虽予全权，不过奉文画诺”。所谓“由内主持”，系指由慈禧决策。正如赫德所说的：“在这次谈判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且在谅山胜利群议主战之时，仍愿忠实履行谈判已取得的协议。”条约草案是由法国方面拟出的，清廷认为“无甚为难”，基本上可以接受，所争议的主要是在关系自己所谓“威望体面”的虚文上，如翁同龢所说，“不过皮毛耳”。

　　这样，李鸿章在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中，也就囿于清廷既定的框框之中，很少接触实质性问题。6月9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在正式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亦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上签字。该约的主要内容是：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不派兵前赴北圻”，不干预法越间已定和将定之条约，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界地区向法国开放通商，指定保胜以上、谅山以北两处为通商处所，法国在此享有和其他通商各口相同的权利，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纳税“照现在通行税则较减”，从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我国西南通商的特权；日后中国修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从而使法国夺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而中国所得到的，只不过是“至中越往来”“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局面告终。

　　第六章　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

　　清流健将张佩纶对李鸿章说：“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鸿章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战略地位却极重要。朝鲜由于封建制度和李氏王朝的统治，长期陷于贫困和衰弱的状态中。中朝国境毗连，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建立了深厚友谊，但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朝鲜维持着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宗主藩属关系。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竟相插足朝鲜，朝鲜成为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的焦点之一。时人指出：“各国之图中国者，无不图先占朝鲜。彼以为朝鲜得，而中国之左臂断，进可以制东三省而摇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积聚观时而动，而中国在其股掌之上。”日本利用同朝鲜地理上的邻接，和其他列强远隔的便利条件，成为侵犯朝鲜的急先锋。

　　早在谈判和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期间，李鸿章就发现日本觊觎朝鲜的野心，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他坚持在条规中列上“所属邦土不可侵越”条款，“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并多次告诫日本对朝鲜应“释衅修好”。1873年来华换约的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朝贺同治皇帝“大婚亲政”为由，进京呈递国书，特派柳原询问总署大臣毛昶熙：“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该国自主？中国向不过问？”毛昶熙等答复说：“中国对于朝鲜，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治与和战，皆朝鲜自主，与中国无关。”狡猾的柳原默不置辩。副岛返国路经天津，李鸿章劝日本接受丰臣秀吉征韩失败的教训，对朝鲜应“释衅修好”，“若用武强逼断无能相和好之理”。副岛假意表示：“君言诚是，鄙意亦只欲如此办理”。

　　李鸿章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日本对朝鲜抱有侵略野心和中朝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致函总署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日本陆军比海军强，距朝鲜又最近，日本侵犯江浙，“尚是沿海肢休大患”，倘若侵略朝鲜，“则为辽京根本之忧，前订规条以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等语，实欲预杜此意”。然而，规条和告诫都无法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副岛一经回国，就主张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1875年日本即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作为“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是年9月间，日本军舰“云扬”号擅自驶入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海防军向日本军舰发炮警告，日舰竟然攻毁炮台，并派兵登陆，攻城残民。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领舰队来到江华岛，以追究“责任”为名，胁迫朝鲜订约通商；一面又派外务少辅森有礼使华，因为日本深知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中国是日本侵略朝鲜的重大障碍。

　　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䜣等进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与朝鲜直接交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䜣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一。”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衅”，并使中国避免卷入纠纷。

　　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丽有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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