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55)_苑书义

五五

　　6月18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复入军机，这是一项对战和之局颇有影响的人事安排。次日，李鸿章即致电潘鼎新：“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清廷还指示有关疆吏将帅，“仍当视以必战之势”，“认真布置，力筹备御”，驻越各军仍在原处待命。但是法国却迫不及待地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6月23日法军向谅山前进，谅山清军代表向法军解释尚未接到清政府的撤防命令。法车在观音桥（北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这就是所谓“北黎事件”，交涉风波再起。

　　“北黎事件”发生后，法方便敏感地注意到李鸿章“显出惊慌的样子，恐怕这是在北京得到胜利的反对派的成绩，而李已不再是事态的主持人”。这是事实。因为李鸿章签订和约成了众矢之的，处境难堪；加之李鸿章在谈判中确有如清廷所申斥的“办理含混”之处，为法国制造衅端进行讹诈提供了借口，从而使之更加被动。清廷一度将李鸿章撵出中法交涉事局之外。

　　法国一手挑起了北黎军事冲突，反诬中国破坏李福条约，大肆讹诈，要求中国“火速”撤军并于京报声明，至少赔偿兵费2亿5千万法郎，提供履行李福条约的担保。7月12日法国驻华代办谢满禄将上述要求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总理衙门提出，限期照办，否则法国便“自取押款，并自取赔款”。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将军舰调往福州和基隆，意在武装占领这两个沿海口岸并在此征收关税作为“担保”。面对法国的军事部署和外交讹诈，清廷倾向妥协，决定遵守李福条约，撤退保胜、谅山各处防营，并诏命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陈宝琛为会办，去上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谈判。

　　曾国荃身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又是主战派人物，但在会谈中却表现得颇为软弱和笨拙。他自己也承认“舌战实非所长”。李鸿章窥其穷蹙，乘机怂恿他勿以廷旨为限，“当相机为之”，“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曾国荃竟听从此议，擅自答应给法方“抚恤”银50万两（合350万法郎）。巴德诺以为数太少斥为“笑柄”，清廷闻讯后严旨申饮曾国荃等人。法国则一面坚持勒索赔款，一面诉诸武力。8月上旬，法舰进攻基隆，形势危急。清廷乞求列强调停，但“英、德与法仇，不肯过问，美滑无力”，难以奏效。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赔款议和条件，说不然“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慈禧六神无主，竟召奕譞哭诉：“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譞曰：“可以打。”慈禧说：“打就打到底。”慈禧又召见御前大臣、军机、总署、六部九卿和翰詹科道集议，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

　　许久无人发言，左宗棠起立说：“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遂命罢朝，含泪以左为是。在这种情况下，外界认为“李鸿章地位甚为危险”。其实，手握军权的李鸿章在统治层中仍不失为举足轻重、安危系之的人物，身陷僵局的曾国荃、陈宝琛等致电总理衙门，乞请李鸿章出来收拾局面，认为“转圜”之事，“非李不能了”。李鸿章仍然力主避战求和。8月23日他致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要他在枢廷活动，“设法回天”。不料就在当天，法国舰队在马江突袭福建水师，炮轰船厂。8月26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

　　清廷宣战以后，李鸿章虽然迫于形势，在某些特定场合，有过“中国别无办法，惟有用兵”，“万不再请说和”（指不再请外国调停）之类的话，并且也不得不作一些军事布置以搪塞清廷的指令，但实际上是抱着消极抗战、积极求和的态度，他甚至拿马江之败来作为他坚持避战求和正确的根据。但当时清廷的抗战态度似乎是坚决的。9月3日慈禧以有人奏劾张荫桓私函上海道接洽赔款问题，将张荫桓等6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李鸿章与清廷的态度之所以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清廷所考虑和争取的是维护王朝的体面，而统治层中的主要舆论，社会各界高涨的抗战热情，都支持了这种心理需要。

　　但李鸿章所着眼的却是敌我力量对比。他深知与法国的坚船利炮相比，中国兵单饷匮，而北洋海军又处于初创阶段，劣不敌优。而法国方面，在进行战争压迫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诱和的尝试。10月初正当法军对台湾和北越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之际，李鸿章却与法国领事林椿密谋和议，德璀琳也积极插手调停活动。当时伺机排斥李鸿章、德璀琳，力图包揽对法交涉的赫德认为，“李鸿章和德璀琳的声望和信用已受到威胁，他们所企求的是使天津条约毫无保留地被接受，这使茹费理和福禄诺很高兴，引导法国以为李是他们的盟友，但另一方面这使中国不愿意谈判，或提出困难的条件来对付”。他看出清廷的心态是：“要和平，但不肯‘丢脸’要和平。不幸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的实质，而是丢掉他的虚名。”

　　基于这种认识，赫德提出一个既维护法国侵略权益、又照顾清廷“体面”的折衷方案。清廷表示接受，但法国却于1885年1月7日予以拒绝。就在这一天，赫德指令金登干去巴黎，表面上是去同法国政府直接商谈1884年10月在台湾被法军扣留的中国海关供应船“飞虎号”的释放问题，实际上是开辟与茹费理直接联系的渠道，以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这次的确成功了，他告诉金登干：“我把事情全抓在我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连李鸿章都不知道实情，而且设法碰到它”，“连总理衙门方面我也不敢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他们”。

　　尽管李鸿章并不情愿被排斥于局外，企图插手干预，但因没有得到清廷的支持而落空。在和议基本达成，《中法停战条件》签字的前夕，赫德致函金登干说：“李鸿章在这三个星期内特别不老实，虽然皇帝命令他与伊藤博文伯爵（日本为朝鲜事件派来的特使）谈判，并且要他撇开法国问题，但是他却多管闲事——他并没有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命令。衙门——特别是新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我盼望我们是接近结束了。”

　　清廷所以支持赫德主办与法议和，而排斥李鸿章干预其事，一则是对李鸿章在中法交涉中的表现不满和失望；二则中日关于朝鲜问题交涉确需有人主办；三则似乎是接受以往“厨子太多打翻了汤”的教训，企图专用赫德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以便借助英国政府调停，促使和议成功。清廷之所以急于议和，一则因为战局渐渐向有利于法国方面转化，法军在中越陆路战场取得明显优势，占领谅山并一度攻陷镇南关，法军又加紧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而中国财政拮据，军需不支，不得不屡借外债；二则因为日本利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插手朝鲜问题，与法国的侵华战争遥为呼应，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法国政府这时也想乘胜讲和，以保证自己在和议中的有利地位。

　　但是就在基本达成巴黎和议的时候，1885年3月下旬，中国军队连续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战局大变，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法国由于军事失败引起政治危机，茹费理内阁倒台。可是就在这种有利形势下，金登干却得到清廷认可，与法方代表于4月4日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大旨为：双方遵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派代表在天津或北京议订条约细目和撤兵日期。中国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仍然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让步，甚至连法国当局都惊呼“简直不能想象”。停战协定签字后，清廷立即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前线爱国将士“拔剑斫地，恨恨连声”。而清廷却以所谓“乘胜即收”来替自己对外妥协辩护，压制前线爱国将士的抗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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