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54)_苑书义

五四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此时的表态，不仅是由于谈判破裂、战局已开的形势激发了他的对外抗争性所使然，而且与清流派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中法交涉以来，清流健将对李鸿章有打有拉，既时有责言，抨击他“怯敌”、“过于谦和”；又设法联络，力图对他施加政治影响。1883年12月张佩纶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因“全力主战”，被有的外国人视为“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爱国主义——‘中国人的中国，主义——的产物”。张佩纶自告奋勇赴津游说李鸿章，“鼓舞其气”。慈禧认为张氏“奋勇能办事”，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氏于12月5日抵津，逗留五日，李鸿章的《遵旨妥筹边计折》正是此后所上。李鸿章致函李鸿藻说：“日前幼樵来晤，询悉硕画荩勤，忠诚蹇蹇，钦跳动名……洵如尊旨，只有增军备缮，一意坚持”。由此可见，李鸿章此折正是迎合了李鸿藻之意。张佩纶的天津之行，当是清流派精心谋划、布置的一次重要活动。

　　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主战的余音未息，清流派便紧锣密鼓地出场配合。已出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呼喊尤力。他于1884年1月初上《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强调须“决战计”，说“事已至此，羁縻无益”，主张在越南与法军一战。由于李鸿章和清流派的一度合拍，使得主战舆论更占了上风，以致于以“转圜”为言的翁同龢，尽管“仍力言之，然无和者”。

　　当然，尽管这时李鸿章与清流派表面上你唱我和，异口同声，但李鸿章的主战表态并不见得言由其衷，颇有委蛇保荣的意味。

　　中法交涉以来，李鸿章处于“谤议喧腾”之中，就在他上《遵旨妥筹边计折》前夕，更有人对他激言弹劾，说他“岁费国家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予罢斥。舆论可畏，而清流派则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舆论，慈禧对他们仍旧放纵和利用，派系斗争复杂，政局叵测。李鸿章自然不会冒然拒绝清流派的联络，招其劲矢，故作出亲而近之、迎而合之的姿态。对于其他门户，他也因事制宜，巧于应酬。

　　李鸿章的圆滑并不是多余的。当时清朝统治层中确实构成一种特别复杂的多边关系网络，慈禧就是主宰这个网络中枢的蜘蛛。她的心机和下一步行动，即使李鸿章这样的权至们似乎也无法捉摸。他们似乎在沉闷的氛围里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降临，而对他们是凶是吉、是祸是福着实叵测。1884年4月他们所预感的风云果真到来了。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进行了大改组，以奕譞集团取代了奕䜣集团，并给清流派当头一棒，从而一改“当国者益厌”的“言路纷嚣”的状况，“风气为之一变”。在这种情况下少李鸿章便很快收敛了他那主战的面孔，又返回到避战求和的老路上去，充当了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的牵线人和全权代表。

　　福禄诺是法国海军舰长，被赫德称作“聪明、诡谲、富有野心的‘玩火者’式的人物”。此人在中国多年，且曾久居天津，认识了李鸿章。1s84年3月下旬福禄诺和当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晤谈，随后德瑶琳便亲自赴津将福禄诺的密函交给李鸿章。福禄诺玩弄恫吓手法，企图胁迫李鸿章就范，声称：法国“拟调兵船人华，将夺据一大口岸为质，若早讲解，可电请其国止兵”。李鸿章果真被吓倒，致函总署说：“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掠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旱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这时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直接交涉的曾纪泽，因其外交举措使得法国大感恼怒，特别是他在致德报函中，公开将中国军队在越南山西的败绩，与普法战争中法皇被掳、怯军覆没的色当一役相对比，使得法国朝野一致认为这是对法国的最大侮辱，掀起了驱曾的喧嚣。福禄诺在给李鸿章的密函中，就把曾纪泽调离法国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正合李鸿章的心意，李便顺水推舟地怂恿情廷撤销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任命驻德公使李凤苞暂代。此后曾纪泽虽然以出使英、俄大臣的身份，仍然对中法和战之局育所献议，但毕竟是局外旁言了。

　　这时清廷已决心与法言和，谕令李鸿章“为保全和局起见”，“通盘筹划，酌定办理之法”，但“不别贻后患”、“不稍失国休”。其实，既然妥协议和，又怎能不贻后患、不失国体呢？清廷此举，无非是既要求和苟安，又要推卸罪责。李鸿章看透清廷险恶用心，为了避免充当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也玩弄手法以应付清廷，说自己“身任疆事，分应备兵御侮，不敢专主议和，”即使“竭诚筹办”，但“今日事势至此，恐不能如前岁与宝海所订三条之妥”，他要求清廷钦派大臣前来“统筹斯事”，并对“何者可行，何者难允，先具大略规模”，使其有所遵循。情廷无奈，只得提出4项限定性条件：“越南世修职贡，为我藩属”不变；杜绝人滇通商；黑旗军不能任法国驱除；不付赔款。同时，清廷谕令廷臣集议，致使战和之争又起。

　　5月4日御前大臣和预博多勒噶台亲王伯彦纳谟祜领衔上《预筹和局折》，联名的各类官员竟多达158名，其中包括原清流健将陈圭琛、黄休芳、吴大澂，以及湘系要员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主张议和“收束”。而持有异议另拆具奏的只有31人，其中除了张佩纶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其余多是科道言宫类毫无实权的人物，如孔宪毁、邓承修、吴峋、刘恩溥等人，他们虽然主张“力筹战守”，但又表白不敢一味以“和议为非”，只恐“李鸿章为彼族所误”，“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清廷支持前者，压制主战派，因而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议和进行得非常快捷，从5月6日开始会谈，到5月11日就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亦称《李福协定》，凡5款，主要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界。

　　李鸿章将这样一个和约，夸耀为自己交涉的成功，说福禄诺原议仅3款，是他与之“再四推敲，酌改数次，始能办到如此地步，实已舌敝唇焦”。清廷也认为条约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其实，这是一个大伤国体的屈辱条约。赫德评论说：“这条约是我所见到的最奇特的文件，露在表面上的完全不是真的，真正的意义却在表面上一点也找不到！它念上去倒象一个李鸿章对法所得胜利的公告，而不是中国失败的记录。它容许法国在越南为所欲为，比法国国会的方案还有驰骋的余地。我认为它给了法国一张在越南的空白支票，而且是法国‘保护’中国的第一步”。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破的之论，它满足了当时法国侵吞全越、窥向中国的贪欲。茹费理“曷胜欣喜”地赞扬李鸿章说：“我快乐地体验到了这位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的利益的”。他称誉李鸿章“为国名臣，深于阅历”，李鸿章对此则表示“欣悦之至”。

　　条约如此屈辱，恐怕连主和派中的许多人都始料不及，这给了主战派反击的把柄。主战派对李鸿章群起而攻之。在签约的第二天，孔宪瑴、邓承修等20余人就联名上奏，指斥李鸿章“视弃地犹弁髦，谓‘中国所争在体制，不在区区一越南’，实为舛谬”，声称如遵此约实为下策，主张以继续交涉来“迁延时日”，让有关疆吏将帅统筹战备，俟“防备已周”，“以战则克，以和则固”，赢得主动，否则，即使“竟与约和”，也要以红河为界划分保护区，不可全弃越南。接着御史47人会同翰林院弹劾李鸿章。主战舆论不容置若罔闻，清廷只得作出几分主战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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