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53)_苑书义

五三

　　李鸿章表示，中国并不打算与法国失和，没有也无意明助或暗助越南，但是申明越南为中国属国，对法越1874年条约，中国“未尝明认”，他并致电曾纪泽以统一口径。曾纪泽认为，李之“驳甲戌约”，“申言尤妙”，亦着力坚持之。在脱利古看来，李鸿章“系统地抗拒了他”，“而且做出了一种最傲慢的态度”，他认为清方的策略是使法国麻烦、厌倦和疲竭，激起法国国内舆论反对内阁。但脱利古认定，中国的武力准备“虚而不实”，主张法国应立即对越南宣战，“给顺化方面以重大的打击”，从而压迫清政府改变态度。然而脱利古在谈判中却改换策略，“忽变前此凶悍情状，似欲和衷婉商”，企图施展阴柔的伎俩，诱骗清政府承认《越法和平同盟条约》，认可法国对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放弃过问越事的权利，允许法国染指云南。

　　李鸿章当即表示“各节与中国意见未合”，不能接受，要“中国日后不能干预越事，断做不到”。李鸿章看出与脱利古的会谈在短时间里难有突破性进展，便于7月5日离沪赴津。脱利古向其政府报告说：“李躲避了，……他的离去可以看作是在中国进行的谈判的破裂”。但“北京朝廷不愿断交，它更小心不向我们宣战”。正是抓住清政府的这一弱点，脱利占主张与中国断交，采取“刚勇”、“强力”的行动，说这样做，“那些只与强者协商的中国人，必将首先向我们让步”，“我们必将看到中国的匪帮在我们面前退却”。法国政府没有与中国断交，但却派军直逼越南部城顺化，并于8月25日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9月18日脱利古与李鸿章在天津恢复会谈。脱利古表面上“词气甚和”，但实际上变木加厉地进行讹诈，提出所谓三条办法：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剿除北圻土匪；另计中法边界。据脱利古的解释，“保护在越之中国商民”是基于越南地方现在全归法国保护而言；所要剿除的“土匪”，系指刘永福的黑旗军；所谓“另订中法边界”，是指在法国保护全越的前提下，“拟将广西、云南边界再放宽些”。李鸿章认为这些问题“不能商量”，明确表示：“越南为中国属国，北圻土匪实由中国剿平。今法国恃强称兵，而日此事与中国无干，中国岂能甘心？在法国之意，不认越为中国属国，不欲中国与闻越事，并疑中国驻兵越境即为暗助黑旗。在中国之意，则认定越为属国，必应设法保护，驻兵越境，乃中国应有之权，并可自护边界，且亦不自今日为始。两国各执一见，愈说愈远”。

　　李鸿章还希求通过划界将法国势力限制在北圻以南的地方。他提出，以河内为界，南北分别由法国和中国“保护”，即大致以北纬21°分界。其实，法国并不是真正要与中国分界保护越南，而是企图以“低廉的价码”，换取清政府对它控制整个越南的承诺。对李鸿章的方案，脱利古当即拒绝，提出“由滇粤原有边界约拓开十五里为新界”，也就是只留出与中国滇粤接壤的宽十五里一线地带，其余的越南领土全部归属法国。这显然是谈判桌前“漫天要价”的惯伎，李鸿章指责说：“此语与中国命意相距太远，亦与法国外部之语不符”。李鸿章坚持原议，“舌敝唇焦”地争执，脱利古“坚执不允”。这样，谈判一直没有结果。李、脱天津谈判期间，法国已任命巴德诺为驻华公使，令脱利古返回日本。10月28日脱利古离华东渡，李、脱谈判便以破裂而告终。李、脱谈判的破裂，固然在于法方条件过苛，要挟过甚，但也表明李鸿章并非毫无原则地一昧妥协退让，他甚至产生过“此后但备与法人动兵”的念头。

　　在李、脱谈判的同时，曾纪泽则在巴黎与法国外部直接交涉，就结果来看，曾氏的交涉也同样陷于失败。李鸿章本来不愿让曾纪泽在对法交涉中与之平分秋月，当他在上海与脱利古会谈之初，就曾建议清廷特简“洞达时务之大臣驰往法国”，以取代曾纪泽，被清廷拒绝。曾纪泽也在极力争夺对法交涉全权而排斥李鸿章。当李、脱上海谈判中断的时候，曾氏乘机向法国方面强调：“李鸿章实际上并未负有任何正式的使命”，法国政府“只可真正地与总理衙门或有谈判必要的全权的我商议”。

　　他在与法国外部会谈中，放弃了否认法国在越南的一切侵略特权的主张，明确提出中法分界“保护”越南的建议。这时，他虽然坚持认为“越南久列藩封”，中国对越南有“上邦之权”，但同李鸿章一样，这只不过是“以虚求实”的外交辞令而已，他甚至向新闻界宣称，只要法国公开承认中越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那么法越间前订条约“中国似皆可准”。他还否认刘永福黑旗军与中国有任何联系，只是不情愿听任法国“驱逐”而已，这与李鸿章的口径也无二致。稍后，他向法国提出关于解决越事的6条办法，主张将法国侵略势力限制在南圻，维护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中国有权过问越事，允许各国通商红河，开放山西对岸的屯鹤关为通商口岸等。李鸿章对曾纪泽的主张，大致是持赞同态度的。

　　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在有关越事的实际主张上，李、曾二人是大同小异的，二人的主要差异不在于实质性问题，而在于表面态度的刚柔上。曾纪泽好示“刚严”，显“豪气”，谈判桌前，他常以声色俱厉回敬对方的蛮横无理，动辄诉诸新闻手段揭露对方，不惮于“不见礼于敌庭”，在交涉中多次出现僵局。而李鸿章则显得“阴柔”、“圆滑”，有时故作忍让之态。曾纪泽尝责言：越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日‘柔’，日‘忍’，日‘让’”，并说：“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如系就问题的实质而言，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从李、脱谈判时期曾、李二人的举措看，其“柔”、“忍”、“让”与“刚严”的区别似乎主要不是实际主张的歧异，而是表面态度的不同。

　　1883年12月中旬，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的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的态度。但驻扎山西的清军统帅、云南新任巡抚唐炯却“弃军而逃”，“率行回省”，黑旗军也因寡不敌众而撤退。法军在12月16日占领山西城，致使清朝统治层中的某些人仓皇失措，甚或有撤防之议。然而这时李鸿章却“慷慨激昂”地发出主战的呼声。12月17日即法军占领山西的次日，李鸿章上《遵旨妥筹边计折》说：

　　……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域胜负，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即敌或径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遵罢之理……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儒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致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

　　纵观李鸿章此番言论，其中对士大夫“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懦言和”的指责，显系针对曾经攻讦过他的某些主战论者而发的，虽然挟杂私人成见，但也不失为切中时弊、合情合理之言。他对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应当说是符合实际、颇有见地的。“决计坚持，增军缮备”的主张尤为切要之见，难能可贵。而四个“不以……”之论，在对清廷的委婉批评箴劝之中，显示出从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见识。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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