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52)_苑书义

五二

　　早在60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年法国派安邺率军侵犯河内地区，留驻在中越边境的中国农民武装黑旗军及其领导人刘永福响应越南政府的号召，驰援河内，大破法军，阵斩安邺。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却在法国的讹诈下，与之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1880年以后，法国积极筹划武力夺取越南北部，并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西南边疆。面对法国的咄咄进逼，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把越南和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最早关心中法和战问题的是驻英、法公使曾纪泽。1881年他在与法国频频交涉的同时，建议清政府尽快筹商，明定方针大计。总理衙门首先与李鸿章商讨，李鸿章提出：采取军事措施，添派兵船随同运米的招商局轮船前往越南红江游弋，“藉壮声威”；通过外交途径作越南方面的工作，“派明干得力之员，往越严密侦探现在情形，晤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他认为这样“或可稍纾彼患，即可藉固我国”。随后总理衙门上疏陈言，清廷决定战备、和议双管齐下，“以理谕之，以势遏之”，“二者交相为用”。

　　1882年4月，李威利率领法军攻陷河内，越南形势日趋严峻。在清朝统治层中，积极备战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5月30日清廷饬令滇粤陆军出防场外，广东兵轮效期出洋，福建兵轮亦调得力者前往，“毋仅作闭关自守之计”。正在这时，李鸿章因其母去世，回籍奔丧。直隶总督一职由淮系要员张树声署理，而中法外交之争则主要由曾纪泽负责处理。曾纪泽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针对法国对越南侵略的不断升级而接连提出抗议，强调中国与越南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力主维持中越权益。法国则坚持越事与中国无关，以不子理睬的冷漠方式相对抗。这样，中法交涉陷入僵局。

　　9月车鸿章奉命回到天津，署理北洋大臣，随即谋求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会谈。11月24日双方正式开始谈判。这样，外交的主战线就从巴黎转至天津。在谈判当中，宝海一面老调重弹：法国与越南前订条约，意在行船通商，并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则是为了“靖匪党”，而中国追兵深人越境是破坏和局，制造衅端；一面提出以中国撤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进行欺骗和讹诈。李鸿章倾向妥协，建议清廷不要错过机会，“速致滇粤疆吏转饬将领按乓界上，勿得深入，致成不了之局”。

　　12月28日宝海与李鸿章的代表马建忠会商协议条款，据称“相互辩论三时之久，稿经七八易而成”。条文要点是：倘中国将云南、广西之兵自现在屯扎之地退出，法国即声明它“毫无侵占土地之意”和“毫无贬削越南之谋”；准许外国商人溯红河到中越边界从事对云南的贸易，并在保胜设口岸，驱除“盗贼”（主要是指刘永福黑旗军）；在红河中间某地划界，南北分别归法中两国保护。李鸿章公然把这种妥协让步的协议，看成是自己折冲樽俎之功。

　　李、宝协议原意是要为中法双方的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1883年1月总理衙门对协议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但到2月却因法国内阁发生变动而出现波拆。被公认为“狂热的殖民主义者”的茹费理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一贯藐视中国而主张对华强硬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他们不满意前任政府对越事政策的“迁缓”，采取了更为激进的侵略方针，断然否决李、宝协议，并撤销了宝海驻华公使的职务。这使得李鸿章骤然陷人被动的地位，朝野责言繁兴。曾纪泽攻击李鸿章为宝海所骗。而有的外国评论家却悦“宝海受了李鸿章的欺骗”。其实，李、宝都没有从根本上违背各自政府的意志。法方之所以否定协议，主要是因为它以议和来掩盖阶段性军事准备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而条款又未能满足其侵略餍欲，当然这也同新旧内阁对外政策的激缓有直接关系。

　　法国内阁改组，李、宝协议告废之后，空气骤然紧张。法国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法军在加强对越军进攻、占领南定等地的同时，蓄意向中国挑衅，阻止和扣押招商局的运米船只，加紧进攻刘永福的黑旗军。这使李鸿章十分恼怒，当宝海再度见到他时，“这位总督象拳师那样紧紧握着双拳”说：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事情似乎只有这样办”，表示要以武力一决雌雄。

　　清廷的态度一时也有所改变，谕令有关大员实力讲求战备，“不可稍涉疏懈”，“以杜诡谋，而维大局”。5月清廷以怯越事急，旨命请假回籍葬母的李鸿章秉金革毋避之古训，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节制。这一方面反映了清廷对李鸿章的倚重，也许真的觉得只有他这位“威望素著，通达事变”的人物方堪此任；另一方面也正如李鸿章自己所察觉到的，“这次任命是他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

　　面对此情此势，李鸿章非常气愤，报怨这是“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令人寒心”。他拒赴前敌，复奏公然提出不去广东、暂性上海的方略。清廷无奈，只好照允，并于6月6日命他仍回北洋大臣署任。6月8日他致函总理衙门，强调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警告“勿惑浮议，激成祸端，致误全局”。6月16日他又上《法越事端交涉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并附《滇粤防务宜责成疆臣并请简员驰往法国交涉片》，系统地表述了他的避战求和的观点。他承认法国侵略越南对于中国育着严重的危害，说“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咸有戒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边患固无已时”。他认为法国并越之念甚坚，不会甘心释手，而“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

　　但是，对于客观形势的正确分析，并没有使之得出应该抗战的结论和下定抗战的决心。他声称“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兵连祸结，防不胜防”；法国海军强盛，中国海军难以御敌；中国兵弱饷乏，久战终必不支；兵端一开，中国既添近优，又贻后患；越南悖妄，毋须顾之。李鸿章避战求和的主张，遭到清流派健将的批驳。张佩纶、陈宝深、张之洞等在李鸿藻的支持下，纷纷要求清廷对法采取强硬政策。他们打着“天子守在四夷”的旗号，主张援越抗法，以固藩篱而卫门户。在他们看来，虽然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只要海陆军有机配合，扬长避短，并非不可与法国决以胜负，只要坚持持久战，法国必将知难而退。他们指出，列强恣意侵凌，民族危机白益严重，并非导源于抗战，而正是由于因循、偷安“几冀和局”造成的结果。

　　李鸿章在避战求和思想的支配下，从抵沪暂驻到回任北洋后的数月中，主要与法国特使、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会谈，谋求和平了结中法争端。

　　在上海，自6月6日至7月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会谈五次，另外还间有函件往来。当时法国政府企图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不但承认它在越南的既得侵略权益，而且承认它所谋求的在北圻的侵略地位。脱利古既然受命于此，又因原来就是法国政府“主战派手中的一个柔顺的工具”，所以与李鸿章一开始接触就表现得十分骄麦、强硬，声称“此非辩论之时，目下情形，只论力，不论理”，中国若不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断不稍退让，即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恤”。有时，李鸿章稍事辩驳，他即忿然作色，拂衣而出。李鸿章则以相当的耐心和柔韧应对。开始交涉的主要胶着点在于：脱利古强调，法国对越用兵，是为了维护1874年《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所“应得之权利名分”，与中国无涉，中国不论明助或暗助越南，即为与法国失和。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