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48)_苑书义

四八

　　日本在侵略台湾的问题上，交替使用两手策略，一面用武力进攻，一面进行外交讹诈。由于当地人民的抗击和沈葆桢的防御部署，羽毛未丰、实力有限的日本很快就发现依靠武力是难以实现其夺取台湾的野心的。7月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到达天津，与李鸿章会谈。李鸿章“深知若辈伎俩，又恨其行径诡变，不得不嘻笑怒骂，厉声洁责”。他指斥日本“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还担心日本翻译郑永宁“传话不清”，特地取案上纸笔大书日：“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应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

　　9月，日本政府特使大久保利通路经天津，寓居美国领事馆。美国副领事对李鸿章说：看大久保的意思，“不给兵费必不退兵，且将决裂，扰乱中国各口”。柳原、大久保相继到达北京，先后同总理衙门大臣举行谈判，他们一口咬定台湾番地非中国营辖，既不认错，也不退兵，而“其注意实在占地，贴费二端”。

　　李鸿章建议总署采取以下措施解决日本侵台问题：（一）开门通商。他认为如果把台湾开为商埠，使各国利益均沾，就可以利用各个列强互相箝制的均势，去扼制日本的侵略阴谋，（二）“以抚恤代兵费”。他认为用“犒赏”士兵、“抚恤”难民以换取日本退兵，虽然“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却能够收复失地，防止战争，以节省的资金筹备海防，此实乃“忍小忿而图远略”的作法，（三）列强“公评”。他认为日本代表如果坚持己见，双方难以取得共识，“似可与商明请令各国公评，作一转笔。”他寄希望于法、美、英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仗义执言”。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惟恐冲突扩大，赞成李鸿章的意见，趋于妥协，于10月31日与日本政府代表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五十万两，承认台湾居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侵台“原为保民义举”。

　　经过日本侵台事件，使李鸿章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昔日的“联东方形势”、“以东制西”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及至70年代未80年代初，中俄关系因伊犁问题而日趋紧张，日本阴谋利用这一时机，吞并琉球和攫取在华侵略特权，从而促使李鸿章产生“联俄制日”的想法，与那些主张“联日拒俄”的军政大吏相对立。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8年左宗棠督军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回伊犁成为解除西北边疆危机、保全领土的一个关键。是年12月底，清政府特派的全权大臣崇厚到达圣彼得堡，并于翌年1月开始与俄国代表进行收回伊犁的谈判。崇厚对伊犁地区形势、俄国情况均茫然无知，完全听任俄国方面的摆布。他只顾名义上收回伊犁，而下管实际上育什么重大损失。川月2日他与俄国代表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里瓦几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崇厚订约消息传来，舆论大哗。总理衙门认为偿费尚不过多，“通商则事多轇轕，分界则弊难枚举”。王公大臣、言官疆吏，强烈不满，纷纷要求诛崇厚，毁新约。1880年1月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间，交刑部洽罪，随之定为斩监候。2月清廷声明拒绝承认崇厚所议条约，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准备与俄国再度举行谈判。曾纪泽（字劼刚，曾国藩长子）由通西学而入洋务，1878年接替郭嵩焘出使英法，是一位有才干和爱国思想的外交家。清廷希望借助曾纪泽，挽回崇约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然而俄国却陈兵边境，指责中国诛吏背约，有违国际公法，有辱俄国体面，其势汹汹，中俄战火一触即发。

　　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加紧了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的步伐。1879年4月日本正式宣布废除琉球国，把它改为冲绳县。1880年3月日本向清政府提出解决琉球问题的方案，其要点是：日本愿把琉球群岛最南部的宫古列岛及八重山列岛划归中国，中国应当承认琉球的其余部分归入日本版图；清政府应同意修改1871年的中日条规和通商章程，取消其中关于禁止日商深人中国内地的规定，并给予日本在中国享受片面最惠国的待遇。清廷陷于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的窘境，深恐俄日联合，“日为俄用”，企图对日妥协，“联日拒俄”。清廷对待俄国的态度则日趋强硬，饬令曾纪泽争取收回伊犁全境，挽回崇厚所放弃的边界和通商等方面的权利，否则就暂不收回伊犁，不批准里瓦几亚条约，中俄关系仍维持汀约以前的状况。

　　李鸿章担心“俄与日南北交江，益难处置”。他权衡敌情国势，主张采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策略，“联俄拒日”。他认为当时日本弱小，俄国强大。中日两国比较，“强弱之势，曲直之理，贫富众寡之形，皆在我而下在彼”，加之日本“畏俄如虎·诡橘嗜利”，绝不能帮助中国抗拒俄国，并且终将成为中国心腹之患。而俄国则不然，中国从黑龙江到新疆，与俄国接壤约万余里，“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非三数月不能往还。”因此，要巩固边防、海防，抗御俄国侵略，就必须“加募数百营劲旅”，并“训练水师，增购船炮”，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守俱有把握”，而要做到这一点，每年没有“巨饷数千万金”是无法想象的。目前与其联络弱小的日本以对抗强大的俄国，莫如联络强大的俄国共同压制弱小的日本，易操胜券。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李鸿章倾向“联俄拒日”。他虽然承认崇厚订立的条纷“有大损于中国，群情愤怒，固无足怪”，但却断言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用兵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则“侮必自招”，“师必不壮”。俄国必将乘机胁迫中国“分界修约”，并进而发动战争，用武力胁追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因而，他建议情廷“勿为浮言所摇惑”，宽免崇厚，暂依崇约，和平了结中俄争端。

　　李鸿章主张“姑让于俄，以取偿于日本”。当时日本公使宍户玑频繁地出人总署，“偿结球案，牵涉改约”。季鸿章认为这是“乘俄事未定，图占便宜”。然而，总署却既优外患，又受到舆论界“联日拒俄”说的影响，遂与宍户玑达成初步协议，“仅割琉球南岛，而更改旧约，许以利益均沾及内地送货各事”。

　　李鸿章既看到这个协议使中国“吃亏较钜”，又深知日本“断不肯助我拒俄”，于是据实陈奏，主张等到俄约定后，“决计翻改前约”。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和中俄谈判逐渐露出了转机，清廷终于决定废除中日间的初步协议。1881年初，日本驻华公使宍户矾愤愤地离华回国，企图迫使清廷改变态度。李鸿章看出宍户玑出都返国，“初意本在要挟，旋闻中俄修好，即已夺气，未敢显启衅端。”他表示倘若日本胆敢“藐视中国”，中国就不妨采用孙子伐魏救韩之策，“撤防俄之劲旅，分军三道，载以轮舶，直趋长崎、横滨、神户三口”，“制其死命，或封琉球，或重议约章，皆惟我所欲为矣。”如果日本徘徊审顾，不敢挑起衅端，中国当“蓄锐扬威，待时而动，一面整理水师，购办船械，声威既壮，敌胆自寒。”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逐渐巩固了自己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日间关于琉球的争论，不了了之。而中俄之间，则于1882年2月由曾纪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挽回了崇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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