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44)_苑书义

四四

　　一次是支持罗应旒。1879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建议在不改变科举制度的前提下，另辟途径，造就精通实学和西学的人才。他认为选举之法“舍词章外无另设专科之理”，主张“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尽弃其时文、诗赋之学”，而“视其才之相近者”令研究各科实学和西学，“学有成者，由掌院与督抚视其才之大小保奏录用。”清廷诏令李鸿章、沈葆桢“妥议具奏”。沈葆桢在复奏中，既断言“经世书院之名至美也，而收效则纡”；又赞美时文，主张存时文去诗赋。李鸿章的态度略有不同，他明确表示“罗应旒之条议，如兼课西学以资实用，鼓励巧工以新制造，……均可节取而酌行之。将来遇有此等事件，应由臣等随时请旨核办。”

　　一次是支持潘衍桐、谭宗浚。1884年正当中法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呈递《奏请开艺学科折》，认为“求才不若储才”，指出当时中国急需“边才”，“夫边才莫要于知兵，而知兵莫先于制器”。他建议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并对那些经过实际锻炼著有成效的艺学科乡会试举人、进士，分别等第量予官职，“如此乃足得异才而收实用”。潘氏批驳了所谓“中国文物之邦，不宜以外洋为法”、“用洋人之长技以敌洋人，必干事无济”等谬说，断言只有学习“外洋”，开设艺科，才能使“真才可望奋兴，而边务亦资得力矣。”

　　潘氏关于开设艺科之请，犹如投石击水，使自同光之交论争以后一度趋于沉寂的政坛又掀起新的波澜，潘折上后，清廷诏令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同总理衙门妥议具奏。于是御史方汝绍、翰林院侍读王邦玺、御史唐椿森等纷纷应诏陈言，时任军机大臣的大学士左宗棠也特地写了《艺学说帖》。据翁同龢日记透露，他于1884年7月22日在内阁大堂就看到涉及艺科问题的奏折4份，其中潘衍桐拆“请开艺学科”，王邦垒折“专驳潘析，以为于人心风俗大害”，方汝绍折“暗驳潘，而以宜讲实学吏治将才边防等”，左相说帖则认为“艺学当兴、开科不必，或令学政试取算学等”。据李慈铭从邪报抄录的上谕说：唐椿森“奏曲艺不宜设科”。由此可见，对于潘氏开艺科之请，议复者们有的“专驳”，有的“暗驳”，有的倡言“兴艺学”而反对“开艺科”，几乎没有一个知音和公开赞助者，最后经内阁会议奏驳，清廷谕令“毋庸置议”。

　　潘氏关于“开艺学一科以储人才”的主张，虽然遭到守旧势力的批驳，但却博得持有相似见解的李鸿章的赞赏和支持。本来潘折曾请敕下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妥议复奏”，但是清廷却只令朝臣议复，并没有征询南北洋大臣意见。所以李鸿章只能在私下发表自己的看法。李鸿章致函吴汝纶说：

　　俗人谈西学，惊为河汉，不知其精微独到处，往往合于经训及周秦诸子所著书。……同文馆初设，中外哗然。近人艺科一疏，朝士争指为异端，时学之锢人如此其深也。

　　鸿章在写给洪钧的信中还透露出两则重要消息：

　　谭叔裕为人草奏请开艺科，遂为巨公所恶，求免京察而不得，以历练已深、屡陪中赞之编修，竟出之云南矣。崔惠人召见，蒙谕以翰林习小楷试帖为无用。圣明英武，承于慈闱，此真转移好机会，惜惠人未能畅对也。

　　谭叔裕名宗浚，广东南海人，与潘衍桐有同乡之谊，潘氏请开艺科一“疏草于编修谭宗浚”。谭氏因此而遭致守旧势力的忌恨，时隔一年，就被贬为云南粮储道。崔惠人名国因，翰林院侍讲，1889年因出使美国而被光绪召见。李鸿章既为谭宗浚的不幸遭遇而愤愤不平，又为崔国因的怯懦失机而抚膺叹息。

　　自70年代末期以后，李鸿章除了支持有关开艺科、课西学之请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实行自己早年提出而被清廷否决的另开洋务进取一格、设立洋学局即洋学格致书馆的主张，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辈只有尽所能为其（按指朝廷）所不能为者”。

　　李鸿章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士所及”。他看到西方“兵船将弃，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弃，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他断言“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灾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

　　他基于培养新式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分别于1880、1885年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新法，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不仅在数量和类别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在办学实阶中，发现清廷任官重科甲正途而直接影响着学堂学生的来源和质量。他说：“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惟朝廷似不甚重其事，部臣复以寻常劳绩苛之，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他为此而忧心仲仲，不得不趋就现实，力图通过为学堂人员争取“与正途并重”或“由科甲进身”而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1885年清廷决定“以大治水师为主”。李鸿章应诏陈言，指出编练水师必须“选将取才”，建议对学堂人员“定以登进之阶，令学成者与正途并重，严以考核之法，俾贪情者立予罢斥”。

　　1887年清廷决定对“求才之格”“量为推广”。李鸿章随即上疏，为学堂人员力争“由科甲进身”。是年，御史陈绣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奕譞等人认为“试士之例未可轻易变更，而求才之格似可量为推广”，建议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准生监报考算学，除正场仍试以四书、经文、诗策外，其经古一场另出算学题目，考生果能通晓算法，即报送总理衙门复勘注册，遇乡试之年，考生亲赴总理衙门，“试以格物、测算及机器制造、水陆军法、船炮水雷或公法条约、各国史事诸题”，择其明通者录送顺天乡试。如人数在20名以上，于乡试卷面统加“算学”字样，与通场士子一起考试，不另出算学题目。试卷比照大省官卷之例，每20名于额外取中1名，“文理清通即为合试”。但卷数虽多，中试人数不得超过3名，“以示限制”。至于会试，则因向无另编字号之例，所以凡算学中试的举人，“仍归大号，与各该省土子合试，凭文取中。”在他们看来，“如此则搜求绝艺之中，仍不改科举得人之法，似亦鼓励人才之一道”。奕譞等人提出的方针办法，得到慈禧的批准。李鸿章企图授例为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争取科甲正途出身，特地上疏说：

　　查学堂之设，虽为造就将材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兼习经史，其中亦有文理清通而志切观光者，倘异日得由科甲进身，则文武兼资，未始不可为御侮干城之选。……合无仰恳天恩府准于乡试之年，除各省士子兼通算学者，由本省学臣考试咨送外，所有天津水师武备学生及教习人员，届时就近由臣处遴选文理清通者，开单咨送总理衙门，听候考试录送，一体乡试，以资鼓励而广登进。若幸而获隽，仍归学堂及水师陆军调用，俾收实效。李氏此议，奉旨允准。所以1888年天津水师武备学堂教习及学生得以同上海广方言馆肄业生、同文馆学生一起参加了顺天乡试。

　　这次乡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西学和中学同考，把八股取士的藩篱冲破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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